传承恩师的治学精神

　　朱永新

　　1980年9月，我通过考试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学习。

　　那是“文革”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有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陈科美、陈桂生、李佰黍、吴福元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亲自为我们开课。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教育科学元气尚未复苏，但这批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张开双臂拥抱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把当年被压抑的能量释放了出来。

　　恩师燕国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有一天，燕老师来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大字。他告诉我们，这就是他倡导的治学方法。所谓“标新立异”，就是要敢于创新，要讲别人没有讲的东西，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观点;“自圆其说”，就是要有理有据，不要胡编乱造，为创新而创新。

　　燕老师给我们开设“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三门课。有一次，他用“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开始了他对中国心理学史课程的讲授。这句也许不太经典的诗，却激起了我的强烈冲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

　　在燕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第一篇习作《朱熹心理思想研究》很快被收录在潘菽、高觉敷教授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文集中，第二篇习作《二程心理思想研究》在核心期刊《心理学报》发表。同时，我被破格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纂工作。

　　我与燕老师也开始了合作研究，共同撰写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心理学纵横论》《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学史》《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等。

　　后来，燕老师又鼓励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犯罪心理学史、中国管理心理学史，当我有新著出版的时候，当我获得一个个国内外科学研究基金时，他总是为我喝彩、为我加油。

　　在燕老师的指导下，我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先后主编了《心理学人物辞典》《心理学著作辞典》《中华管理智慧》《管理心智》等著作，发表了《张载的学习心理思想》《王廷相心理思想初探》《刘智〈天方性理〉对大脑研究的贡献》等40余篇论文。其中在美国《大脑与认知》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一文，把世界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近100年，为我国心理学界争得了荣誉，引起国际心理学界广泛关注，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学者来函祝贺，并索要论文。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编写工作。在我的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最感到幸福的是和许多前辈学者一起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不是后来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也许，我一辈子就会以心理学作为研究方向了。虽然现在不再从事心理学历史研究，但是跟随燕老师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学术态度、学术情怀，还是学术方法，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终身受益。而且，我对教育思想史的兴趣，也与早期心理学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师恩如山，感谢在我学术道路上给予关心和指导的所有老师。(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