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与农业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进一步向高处走。

　　南方状元为何多于北方？

　　高考季谈状元是常态。如今的高考状元，本质上跟古代的状元性质已完全不同了。古代状元的地域性分布十分明显，具体表现是由唐及清，状元和进士数量逐步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换言之，南方学霸多过北方在古代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南方比北方多呢？这是一个吃的问题。

　　“天命所在地”的北方

　　老管早在战国就告诉世人，仓库有了粮，身上有了衣服，才会去考虑礼节和道德，这跟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不谋而合。科举选拔制度出现之前，由于士族门阀牢牢把持着社会上升通道，基层人才的流通处于一潭死水状态。然而科举一开，一个地区的富裕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投入的多寡，进而该地区的人才的产生，也就表现出了对前者的强烈依赖。

　　西晋之前，无论是政治还是农业和商业经济的重心，都绝对在北方地区。八王之乱后，黄河流域的世族大家们首次成规模的南迁。北方原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理念被带到南方，于是在农业上，南方头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

　　东晋之时，农业重心逐渐移至长江以南，南方水田种稻的每亩产量比之过去有了增长。据《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威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田税米三升。”……（这进而表明）南方的稻米的生产水平已与汉魏时北方的粟差不多并驾齐驱了。中国南方水稻生产发展，与粟并为主粮，是从东晋时开始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

　　隋朝科举的开始，给底层人的改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状元出现了141位，但这时期的状元分布，还是以北方占据绝对多的地位。以状元数量最多的三个北方地区为例：河北（15）、河南（13）、陕西（11）

　　江苏在唐代只出现6名状元，而浙江居然是0。可见，农业上虽然在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但由于国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应，从而导致科举人才还是以北方居多的现象。再者，从东晋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统，不过一两百年两三代人的时长，这一时期南方的各项发展，还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因此在这一轮的人才选拔中，南方居于下风也是正常的。

　　从“壮圆”到状元

　　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重心、农业重心、经济重心这三者是重叠的。然而进入北宋之后，重叠局面被彻底打破，政治和农业重心首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北分离。国都虽然还在北方，然而农业重心已经不可避免的南移。就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所研究的，“黄州和蕲州辖区跟其他中部、南部地区一样，大大得益于早熟稻的传入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人口密度”。

　　《宋史》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早熟稻在南方地区大面积的推广，是导致农业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

　　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到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这一数字已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包拯就曾言：“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温饱维持生命，性和情感延续生命，当一代人和二代人能稳定维持这些需求后，从三四代人开始，便会去追求自我在社会上的改变和成就。吃饱穿暖，教育才会发展。看来，想要考中状元，先得把身体养成“壮圆”。于是，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一跃超过了北方。

　　北宋部分地区状元数量：河北（3）、河南（20）、陕西（1）、江苏（9）、福建（24）、浙江（19）

　　然而，由于黄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农业、经济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国都也在开封，从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认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方状元的数额，宋初宰相寇准还直接开地图炮：“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赤裸裸的地域歧视，也改变不了南方粮多生活富足的局面。虽然北方籍的统治阶层在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坎，但农业和经济基础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所在，北宋后期，人们彻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农业经济重心南移的分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