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个方面来表达我的观点。

　　关于时政材料能否进入高考写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任何领域的话题和材料都可以进入高考，关键看它能否唤起学生的生活记忆和知识积累，激发学生自己的真思考与真判断。没有真问题，就没有真思考与真判断，写作命题应该提供真实的问题、议题或话题，否则所谓的思考与表达，就不是自己的，说的是别人的话，用的是别人的语言，算不得他的真能力。

　　有老师对以时政材料纳入高考忧心忡忡甚至反感，似乎一考时政材料，就背离了语文教学的规律，就成了考政治，弱化了语文的本体色彩。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以往的经验看，往往一用时政材料命题，写作就成了时政口号的展销会，成了时政语录、媒体社论、流行语汇的大杂烩，考生在宏大叙事中也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其实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在高考这样重大的考试中，面对的如果是政治、政策这样重大话题，譬如今年的全国一卷三卷、北京卷，都涉及到许多国家大事，你要让学生自由自在的说话，实在是难为了考生;而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套用社论、语录和流行语汇，尽可能说一些大话、好话和好听的话。

　　但这只是说用时政材料命题难度很大，而不是说一定不能考，更不是说用时政材料就一定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化思考与表达。设计好了，依然可发挥好的效应。像全国一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虽然材料过于宏大，有点抽象，但考虑到全国1卷的重要地位与众所周知的特殊意义，我觉得命题者们的匠心还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他们在高考命题导向、社会需要与语文学科的检测之间，还是做了不错的平衡。

　　全国1卷梳理出来的一串与这代考生同步发生的“大事年表”，都是考生们身历过的或者将要经历的事件，他们注定是这一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相应的，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际遇与机缘、使命与挑战”。题目要求根据这些材料展开“联想和思考”，实际上就是希望考生能将个人的生命轨迹和人生路径，与新世纪的洪流、新时代的国家命运关联起来，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文化的关系，甚至个人自然的关系。

　　个体命运的静水流淌，总是折射着大时代的波涛汹涌，这个命题为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开阔的背景。同时，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写作要求也还算具体，命题者想方设法提供了一些支架、抓手和参考，譬如在事件的选择上，还是尽可能罗列了一些与考生联系紧密的事件;再如要求给2035年的同龄人写一封信，这就是两代18岁的人之间的对话，是这一代人给另一代人的寄语，他们同样处在历史发展的关口，他们的命运与人生轨迹注定也会染上不同时代的色彩，这就给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模拟的读者对象，使得考生的写作不至于无的放矢。从理论上讲，这个题目既可以写出大时代的波澜，也能描画出个体的风采。

　　但这个初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是令人担忧和怀疑的，因为，它提供的材料都过于宏大，离学生的生活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可以说，这些内容人人知道，但经历的毕竟不多，体验过的更是少数，多停留在仅仅知道而已。这些大事件仅仅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背景，而且是很远很远的背景，是远景，虽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毕竟太远，太少，太稀。

　　因为大而显得空，因为阔而显得疏，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如果说全国一卷借助大事年表的排列与“时光瓶”的寄语等方式，努力的缝合和弥补考生与时政材料之间的心理距离，终究还算是给了考生一个思考与表达的空间，那么，全国三卷与北京一卷就更为抽象了。1981年对于“千禧一代”已经太远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这些标语也太抽象了。罗列几个不同时代的标语，就让学生敷衍成文，这样的命题是不是有点随意呢?

　　还有北京卷“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这样的命题几乎让我们回到了79年、80年的高考命题，没有抓手，缺乏支架，设计性不强。不能不说，这样的题目并不需要有自己的什么思考，更不需要自己做什么判断，因为它的主题已经摆在那里。同时，也不需要语文学习与阅读经验的积累，我们需要的只是熟记社论，学会一套流行的时政语汇。我想，这样的考试对语文教学是不利的，对于正在进行中教改也是不利的。温儒敏老师说，新教材专治不读书的病，可惜，至少从写作看，这几个命题似乎并无意于引导学生读书与思考。

　　关于写作命题的开放性与限定性。说到开放性写作，我们都知道韩寒当年参加新概念写作大赛的轶事。考官将一团揉皱的纸巾扔进一个水杯，让韩寒自自由想象与写作。没想到，这莫名其妙的举动竟然成全了韩寒。试想一下，这样的题目能否进入高考?根据常识我们也知道不行，因为高考不是竞赛，竞赛是淘汰性的，它选拔的是出类拔萃的写作人才，它关注的就是那几个顶尖的人;而高考虽然也有比拼的性质，但它不是淘汰性的，而是激励性的，它面对的是每一个人，尽可能让每一个考生都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这样的考试才算公平。

　　什么样的预设最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有人认为限制条件越少，预设因素越简单，学生的思想就越开放，表达就越自由，写作质量就越高。但多年的作文教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命题的预设与学生的表达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对应的简单关系。题目太宽泛，考生反而无所适从，难以发挥，更不必说套题作文和抄袭作文大行其道了。其实，道理也并不难理解。限制固然会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但换个角度看，在特定时空和背景下，预设和限制却能提供思考的坐标与参考，甚至框架和线索，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而变得清晰、尖锐和深入，可谓以管窥天，见之则明;以锥插地，入之则深。合理的、恰当的预设与限制，使考生将自己的眼光与思想聚焦于特定的内容，或能写出新的广度与深度。

　　这就需要处理好开放性与限定性的关系。不开放，一写就死，这样的命题已经被我们抛弃了;但开放性太大，限定性不强，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这样的考试难以做出好坏优劣的评判，也是要警惕的。就像我们打球比赛，我们打的必须是同样的球，才能评出个子丑寅卯。如果你打的是篮球，我打的是乒乓，看起来我们打的都是球，但如何才能评选出打球的水平高低呢?

　　今年的江苏卷与天津卷就有这个毛病。看起来大家写的都是“语言”，写的都是“器”，但此“语言”非彼“语言”，此“器”非彼“器”，具体的内容可能相差万里。这样的作文，在评分上，也会存在很大的难度、偏差或随意。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学限定性太多，束手束脚的东西太多，大家都希望多开放，给学生写作自由。但是，高考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限定性写作，没有限定，何来评判?

　　关于议论文与思辨的关系问题。今年的8套试卷，除了个别的，都必须或者允许写写议论文。我相信，在没有明确限定的情况下，多数考生还是会选择写议论文。因此，多点笔墨说说议论文的考察，也许更有价值。

　　在这一点上，上海卷比较明确，近几年一直坚持这个做法，而且稳中求变，不断优化命题，在思辨性写作上保持着内敛的沉稳与探索的锋芒，这一点值得点赞。

　　上海高考阅卷负责人周宏老师最近说，他素来不认为有所谓的思辨性作文。他的意思是，思辨是议论文写作的题中应有之意，没有思辨的议论文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真是切中肯綮。事实上，我在使用“思辨性作文”这个概念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近几年来上海卷命题给人带来的一种新的努力，它试图改变过去议论文写作的诸多根本性的偏差——热衷于宏大话题与抽象概念的泛泛之论，热衷于写作技术与修辞技术的训练，结果把作文搞成了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唯独缺乏的，恰恰是最应该有的说理与思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上海卷正在引导议论文写作回到它本来的功能：说理与思辨。没有说理与思辨，那就失去了议论文写作及其教学的意义。这一点，才是上海卷的意义所在。

　　议论文是用来说理的，这是议论文写作的出发点。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当然也有其他功能，比如可娱乐，可审美，可炫耀技艺，可表现个性与风雅，但基本功能，毫无疑问还是说理。而且，其他功能的实现也须依托于“说理”这个特性。

　　说理与思辨是议论文的基本功能，这个断言并不会有太多人反对。问题在于，一旦进入教学，一旦涉及考试，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比如，某些意不在讲理而着力于炫耀所谓的文采、气势或技法的议论文，在考试中往往能得到阅卷者的原谅甚至欣赏。还有一种观点，准确的说是一种忧虑：强调说理，会不会影响文章的文采、气势与技法?他们的看法是，强调说理，必然要强调具体的分析与论证，文采与技法失去了用武之地，而文章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品位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这种膜拜空洞的文采与技法的“文人情结”，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无意识，盘踞在一些语文教师的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议论文写作教学上必须突破的一个观念瓶颈。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说一千，道一万，说理才是硬道理。有了“说理”这个根基，文采、气势和技法才是有意义的，它们给“说理”插上了翅膀，可谓锦上添花;缺少了“说理”这个根基，所谓的文采、气势与技法就成了华丽而无聊的装饰，甚至可能走向“说理”的反面，成为掩饰、包装或贩卖歪理邪说的手段。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不将功夫用在说理上，却挖空心思地编织所谓的富有文采与气势的语句，或者炫耀富丽繁华的技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来意义。

　　就我的经验和观察，议论文写作的教学效率之所以低下，与这种无视“说理”的文体功能密切相关。学生对议论文的文体功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缺乏“说理”与思辨的概念。写来写去，却不知为何而写;议来议去，却不知怎样把“理”讲清，这样的写作缺乏真实的任务，既不能激活学生的思维，也不能调动他们的生活积累，效能之低下几乎是必然的。相反，如果抓住“说理”这个牛鼻子，在“说理”这个具体任务的驱动下，学生的情思与积累就可能被激活，他们就会主动地寻找各种资源来建构他们的论证，在真实的写作体验中，获得写作能力的提升。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再来看议论文命题和上海卷的意义。什么样的命题算是好的命题?引导学生开展具体的说理与思辨，让正确的废话、无用的套话、美丽的空话、高大上的假话都失去用武之地，这就是最基本的标准。上海卷在这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在我看来，这也是它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题目提到了“需要”与“被需要”两个概念，但写作的要求则聚焦在“被需要”上。“被需要”的心态人皆有之，既然人人都有，那么抽象地谈论“被需要”，意义其实不大。仔细想想，“被需要”未必真的就能显示自己的价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算不算互相需要?我看有老师写所谓的“下水作文”，说一旦“被需要”成为我的“需要”，我就成了一个高尚和纯粹的人。这个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被谁需要?被贪腐分子需要?被恶人需要?如果你满足于被邪恶的力量所需要，那岂不是堕落!

　　关键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被什么人需要(谁)，被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在何种情况下被需要(环境)，等等。如果不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做具体分析，泛泛而论地鼓吹“被需要”，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空洞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题目要求考生谈谈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就是鼓励考生能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和理性思考，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态度。

　　“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一言以蔽之。自己需要的，未必是被人需要的;被人需要的，未必是自己需要的;自己需要别人也需要的，未必合乎社会的价值与道德需要;若仅仅关注我的“需要”，就成了自我中心;若仅仅关注“被需要”，就会失去了自我，这些都会带来认知的偏差、价值的错位和实践的落败。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一直伴随着这种“需要”与“被需要”的矛盾冲突，这就是个体的认知、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冲突促进个体的反思，带来认识的飞跃。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青少年才能认识自我是社会，促成自己的成长与发展。

　　显然，上海卷关注的也是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个要求是隐性的，不像全国一卷和北京一卷那样显眼而已。

　　应该说，此题的审题难度不大，但写好实属不易。登堂容易入室难，恰恰是一个好的高考写作命题的基本条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海卷近几年的探索也值得点赞。

　　总而言之，说它是个好题目，就在于它设置的内在的冲突与矛盾(需要与被需要的矛盾)，迫使考生不得不摆脱那些泛泛而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体说理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思辨性与批判性。靠记诵几篇范文，靠排比、比喻的技巧轰炸，靠名言名句的堆砌，是万万写不出有深度、有新意的好文章。我相信，阅卷老师的眼睛是明亮的。

　　有了真问题，才有真思考与真判断。上海卷，期待您有更大更多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