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力量是无限的。

　　再伟大的教师，再伟大的教学，也不可能取代阅读自身的价值。

　　我奉行一个原则：文本自身能说话的地方，我该谨慎开口，甚至三缄其口。

　　几年前，我给学生推荐了一篇“万字时文”，名字叫《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作者崔卫平，七八千字，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艾希曼的，材料来源就是汉娜· 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形成了这本书。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因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无奇的恶”的著名论断。艾希曼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

　　崔卫平借艾希曼这个人物，表达了对良知、思考与道德底线的一些看法。文中有这样一段：

　　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他后来真正的“专长”是“铁路运送”。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克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他位居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而比如发明“毒气浴室”这种东西，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当然，这是一只“劳模”齿轮。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克曼就是汉娜所说的“平庸的恶”的典型。

　　正如阿伦特所说：“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一切照章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一位喜欢思考的学生读了崔卫平的这篇文章后，心怀疑虑的问我：余老师，如果您是艾希曼，也恰好不幸的处在阿希曼的环境和位置上，您会怎么选择?

　　实在的说，学生的问题让我略有尴尬。我想慷慨陈词，然后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我终究没有。我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憎恶一切对人的蹂躏，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问题是，如果我正好处在艾希曼的位置上，我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与战斗的勇气，来抗拒法西斯体制的无孔不入的奴役?

　　于是，我很坦率的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确实难以作答。我的学生有几分失望，但显然更多的是兴奋。我猜想，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在我这里看到一个教师常常拥有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吧?

　　接着，学生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艾希曼做了恶，判他死刑，他罪有应得。但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审判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