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真正问题，不是评论堪称“现象级”的高考是否合理，而是回答“再往后，高考还会如何变?”。从挤高考独木桥到挤名校独木桥，往后究竟是独木桥越来越小、越来越挤，还是“条条大道通罗马”?

　　年年高考，看似一样，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改革开放之前不用说了，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才是最大的转型，其影响不但至今尚未完全释放，而且在不少方面还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甚至想象。

　　相比过去高考录取的名额和招考比率，现在考生们面对的上大学机会不知道好了多少，但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高考工厂”“万人送考”和考场周边的临时交通管制，还有堪比“007”的作弊手段，却日渐多了起来。为什么过去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考生只能录取一个，社会表现得波澜不惊;现在高达40%甚至更高的录取率却会弄得全社会都“神经兮兮”?只有一个原因：时代不同了。

　　过去，并非所有家长都把上大学看做子女人生必经之路，有些孩子初中毕业就选择了职校、技校或者干脆就当学徒走上就业谋生的道路。今天不要说高中已经普及，上大学成为某种“理所当然”，即使部分上了技校、中专的年轻人，工作之后仍然会挤出时间，自掏学费，去各类继续教育机构，完成获取高等教育文凭的理想。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乃至“知识就是金钱”。无论旁观者如何评价其中的动机、手段，以及动机与手段的关系是否合理，都无法否认一点：中国社会在追求知识、拒绝愚昧、科教兴国;在凭借个人自主努力，最大限度地借助制度化途径规划命运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行。

　　过去只要考上大学，就够全家乃至全村欢呼、燃放鞭炮庆祝，如今除非考上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好像都没人关心学生的考试结果。因为人类永远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动物，也有大众文化时代普遍的“盲从心理”。“物以稀为贵”，先不论是否真的最好，“贵”本身就说明了大众的选择。此外，大学生多了之后，人才市场自然会好中选优，高等教育平民化和名校精英化永远是“孪生兄弟”，高考作为人才筛选机制不会缺少了区分功能。

　　今天的真正问题，不是评论堪称“现象级”的高考是否合理，而是回答“再往后，高考还会如何变?”。从挤高考独木桥到挤名校独木桥，往后究竟是独木桥越来越小、越来越挤，还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大学更不用说名校，也只是一代人的选择之一?如果大学文凭不再是农村孩子进入大城市的必要条件，名校不再是进入心仪领域的通行证，“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二元结构”等阻碍个人发展、影响社会效率的因素得以部分消散，高考即便同样竞争激烈，至少考生、家长、教师和主管部门，是否可以多一份平常心?

　　如果说发达国家不少创新创业成功者至少提供了个别样本，证明“考上哈佛不算能耐，辍学哈佛才有能耐”，那么，在国家亟需“双创”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基础教育除了给学生一块“名校敲门砖”之外，也要能给他们“辍学”的底气和能耐。而不是进入大学第一堂课上，刚刚实现12年人生憧憬的“前高中学生”，兜头便被老师告知——当务之急是先把机械地解题，只知道回答别人的问题，不会自己发现问题的“求知模式”革除。高中老师辛苦培养起来的“良好习惯”，却成了大学深造的拦路虎，造成如此反差的“技术原因”，如应试教育下的题海战术，希望未来至少不会“更上一层楼”。

　　中国社会的进步，高考始终是一面镜子，成就也罢，弊端也罢，都不能单纯归结于镜子的质量。在中国产业大发展的阶段，高考引导大批学生，成为了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他们在各行各业的努力，为中国形成世界上最齐全的制造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城乡、地区、贫富、性别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呈扩大态势的当下，围绕高考发生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也不是仅仅借助“改革高考”甚至改革教育就能解决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全社会对完善高考制度的迫切要求，不会局限在高考本身，而会在日益清晰地认识到高考制度背后的社会成因之后，转化为推进全面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