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深圳福田，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陈行甲走进电梯，按下35楼。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涌进来，陈行甲微笑着，被人群挤到电梯的角落里。有一名年轻人看到他，“陈老师好！”

　　在深圳，周围的人叫陈行甲为陈老师，他现在的身份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研究员、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巴东县，人们还称呼他为“甲书记”、“甲哥”。

　　去年12月2日，陈行甲发文《再见，我的巴东》，宣布辞任巴东县县委书记。

　　这位湖北官场明星“急流勇退”后，沉寂近半年时间，宣布人生下半场专职做公益。

　　谈起从政前的高考和大学岁月，陈行甲有些激动，在办公室里搓着手掌，来回转了几圈，“好，好，我喜欢这个话题。”

　　他说，这个话题，能回答这些天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官不当，要跑来做无职无权的公益？”

　　“因为有些选择，和青春有关。”1971年出生于湖北农村的陈行甲，21岁从湖北大学毕业。他觉得，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大学塑造了他的性格，辞官投身公益接近他“最初的理想”。

　　“成了公家人”

　　1988年7月7日，我走进考场。那天，天气很热。老师在考场走道里摆了几盆水，水里放着冰块，给我们降温。

　　但还是有人顶不住，第一场考语文，考到一半的时候，有个考生被老师搀扶出去，我看到那个考生流着鼻血，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闷热的天气。

　　那时候，高考制度没有改革，比现在难多了。以我就读的兴山县高中为例，我们上一届考生理科一百多人，录取不到十人，文科几十个人，录取不过两三人。

　　考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独木桥。用老百姓的眼光看，过了桥，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国家包分配，成了吃公粮的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考试前，老师鼓励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不太明白改变人生到底意味着有哪些改变。因为我认识的世界，只是我的县城，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人，就是老师。还记得我的化学老师万保知，不用拿教科书，总是精神饱满，上课铃响了，开始在黑板左上角板书授课，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刚好在黑板右下角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认为，以后能在县城当个老师，就很厉害。

　　为了改变命运，我学了理科。我个人喜欢文科，因为我喜欢读历史，写作文。但文科升学率低，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建议我们理科成绩好的学理科。

　　那时候考大学的欲望比现在还强烈，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我的家乡是山区，上大学，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始终保持在全县前十名。那时候，学习比现在的学生还要拼。

　　我们寝室住十个人，晚自习结束十点多了，回到寝室，大家都还加点学习，为了保证清醒，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是打一盆冷水，放在床头，觉得困了，就把整个脸埋到盆里，憋气一分钟，再出来，觉得好清爽。

　　有一次期中考试，数学120满分，我考了99分，客观上成绩也不错了。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其中有一个大题，我错过两次，这一次又错了。为了逼着自己长记性，我惩罚自己，一天不吃饭。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很愚蠢，后来只是记住当时的饿。

　　高考结果公布，数学120分，我接近满分。一个月后，我接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们那届学生是兴山县历史上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届。理科147个人，上省线19个。那年高考，全国考生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