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新灿 李祎 范笑仙）

　　提要：满载素质教育理想的新高考改革启动后成效初显，但是也受到“应试教育”惯性的顽强阻碍和掣肘，出现了改革理念获得高度认同和实际推进中我行我素、功利应试倾向仍然非常严重的强烈反差。新高考改革推进何以如此艰难，“应试教育”落后的教育行为何以能顽强生长？本文着重探讨其成因也尝试提出对策。考试不是“应试教育”倾向、行为的根本原因，但它放大、加剧了“应试教育”行为的片面性、短视性、投机性。社会公共职位任职资格和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稀缺性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客观基础；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公共性、高利害性，使公平成为公众对

　　其分配制度的最强烈诉求；公平与效益的两难制衡及对统一笔试评价模式的路径依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制度诱因和助燃剂；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的功利应试倾向更趋复杂；个体过度功利化、短视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集体无意识”在公众道德和文化心理层面给“应试教育”行为提供了支撑。对“应试教育”要正名，如继续使用，需由权威文件明确界定以免产生歧义；也可改为“教育的过度应试（或过度功利化）现象（倾向）”，或恢复“片面追求升学率”。对教育的过度应试现象要树立综合治理、长期治理的理念，确立“正视无法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引导可以改变的”和“道术并举、标本兼治”的策略。

　　关键词： 新高考改革 应试教育 成因和对策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已走过5年历程。本文第一作者参与了浙江改革方案的宣传解读和跟踪调研，深切体会到，新高考改革以学生为本、通过文理融通扩大选择空间、探索综合评价和过程评价的改革取向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高度认同，但是在选科等具体环节上则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功利性、应试性倾向，满载素质教育理想的改革遭遇功利应试惯性的顽强阻碍和掣肘。与以往隐藏在教学过程中的应试倾向不同，在实行选考的新机制下应试倾向以功利性选科、固化排课组合、曲线绕道录取、并开全部科目、突击会战、节假日补课等形式露出水面，能否有效控制过度应试倾向直接决定高考改革能否达成预期目标。本文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今社会评价选拔制度演变脉络时发现，应试现象古已有之，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政府、学校和考生本人的利益考量中，纠缠着公平和效益的复杂因素，同时应试现象有很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支撑。以历史为观照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既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又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一、 “应试教育”的实质及与考试的关系

　　关于“应试教育”的讨论，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适应现代化建设对提高民族素质的要求形成了“素质教育”的概念[①]，同时在原来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基础上，经由“升学教育”[②]，进而提出了“应试教育”的概念[③]，学术界展开了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热烈讨论。当时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对“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内涵、特征和两者关系的揭示，总体上是对“应试教育”（含“升学教育”）一边倒的批评。第二次是本世纪，从 2001年王策三先生的文章开始，学界围绕着“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名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与第一次一边倒的态势有很大区别的是，此次讨论、争论观点针锋相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④]2017年4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党校春季主题班上，赣榆区教育局陆建国局长以《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为题作交流发言，网上转载甚广。[⑤]

　　(一)“应试教育”的名称和实质

　　“应试教育”这个名称准确地说指的是教育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负面倾向和现象，其实质是对评价选拔制度的过度功利性、片面性和短视性应对，从而对学习者素质结构的养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的评价选拔制度本质上是对公共职位任职资格、教育机会资源等社会资源的分配，公共职位任职资格、教育机会资源等社会资源的分配在历史上有多种形式，比如实践考察和推荐，又比如根据社会地位进行分配，根据资产财富进行分配。如果评价选拔制度不采用考试的形式，当然就没有名义上的“应试教育”现象，但是仍然会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应试教育”现象。汉代实行察举，国家选拔官员既要推荐又要考试，是典型的综合评价，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其中孝廉科是重要的察举科目，在孝悌上有突出表现的可以获得推荐。社会上就有人针对推荐的条件在家庭生活中营造典型事例，甚至出现造假。东汉许武兄弟举孝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⑥]，东汉末年流传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是对评价选拔中普遍存在的造假行为的生动反映。2018年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在全国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论文造假事件也触目惊心。

　　（二）考试不是“应试教育”的最本质原因；但它放大、加剧了“应试教育”行为的片面性、短视性、投机性，从而起到助燃、催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采用考试（主要是笔试，下同）来评价和分配公共职位和教育机会资源，是历史的选择，是利多弊少、利大于弊的一种分配制度。但法久生弊，考试在保持其优点的同时，弊端也日益显现。

　　采用考试来评价的优点有：（1）标准客观刚性，操作程序规范，堵塞了评价者凭主观好恶或受利益请托进行不公正评价的漏洞，信度非常高，体现了“善”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德层面上得到充分首肯，权威性得到社会公认；（2）考试作为评价手段，对被评价者的知识、理论水平、识见、一定的技能水平、思辨能力、写作能力等素质能比较有效地测试检验；（3）考试具有很强的促学功能，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使是在社会教育中也必然存在检验反馈环节，在学校教育中考试更是成为必备环节，名称上的“考试”可以取消，实质上的考试（检验反馈）不可或缺；（4）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选拔性考试沟通起两个学习阶段的联系，使内容前后衔接，增强了成效；（5）复习和考试过程具有艰苦性，学习者要克服享受、娱乐的诱惑，要经受精神和肉体的煎熬；此外在统一时间、在管理严格的场所统一考试，考场严肃的氛围和强烈的仪式感，考试制度体现的公平性，对参加考试的学子具有很强的隐性育德功能。

　　采用考试来评价的缺点有：（1）考试作为测量检验手段具有“片面性”的先天缺陷：①难以测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②即使在理论知识的测量上也由于是抽样测样，如果试题的代表性和覆盖能力不强，则无法反应被测试者的真实水平，从而影响信度和效度；（2）考试作为一个“时间点”的检验和教育的“过程性”不相匹配；（3）笔试对标准答案的高度依赖（“一切以程文定取舍”），强烈地促进了学习者求同思维品质的养成，而抑制了求异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

　　一方面考试作为抽样测量，内容上具有先天的“片面性”，学习者的学习和实际考试的试题之间的对应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学习者具有短期功利性。考试“片面性”的先天缺陷和学习者功利性的契合，放大了学习的片面性，从而对应试倾向起到助燃的作用；此外，采用统一考试的形式，社会培训机构的成本最低，社会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应试化倾向。

　　综上所述，“应试教育”的实质是学生、教师等教育的相关者面对评价选拔制度所表现出来的过度功利、片面、短视的行为和倾向，从而异化了考试和教育的正常关系，造成了素质结构的残缺和畸形；无论采用何种评价选拔方式，都会产生过度功利、片面、短视的应对行为和倾向，因此考试不是“应试教育”倾向、行为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考试先天的缺陷放大了“应试教育”的过度片面、短视乃至投机性，从而成为加剧“应试教育”现象及其危害的重要因素。

　　二、 “应试教育”的复杂成因及考试在其中的放大作用

　　“素质教育”如此先进的教育理念，何以推进艰难；“应试教育”如此落后的教育理念，何以能顽强生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本文第一作者在1998年曾经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对教育结果的使用机制（用人机制）、经济体制、学历文凭观念等方面分析了“应试教育”的成因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条件。[⑦]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现在看来，在教育资源的属性上，除了稀缺性外，还有教育资源的公共性、间接性、可塑性；而决定社会对教育结果使用机制设计的因素里，公平和效益的难以两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高考招生各利益相关者普遍存在的功利性，由长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形成的社会集体无意识，是“应试教育”现象难以根除的非常重要的成因。

　　（一）社会公共职位任职资格和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稀缺性，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客观基础。

　　公共职位和教育机会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的竞争。公共职位总是有限的，是稀缺资源。曾几何时，高等学校教育机会也是稀缺资源，所以才有上世纪90年代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产生了激烈的升学竞争，产生了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也即后来的“应试教育”现象。因为稀缺所以才有竞争，因为有竞争，才有针对资源分配方式的功利性应对。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招生录取率在80%左右[⑧]。升学率的攀升没有消除竞争，而是使竞争由能否“上大学”转为能否“上好大学”，由少数人（原来只有少量人有机会上大学）的激烈竞争转为多数人（现在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上大学）的竞争。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不同层次、类型学校之间、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的不同学校之间，在师资、办学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教育资源质量的差异性决定了学生及其家长对更优、较优资源的追求；高校扩招，教育机会资源的极大丰富使竞争在面上由少数人转为全体学生，教育的普及化在使一部分人舒缓焦虑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面临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焦虑，总体上使竞争也普及化。

　　（二）公平与效益的两难制衡及对统一笔试模式的路径依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制度诱因和助燃剂。

　　1. 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公共性、高利害性，使公平成为公众对

　　其分配制度的最强烈诉求。教育机会资源是一种具有高使用价值和高投资价值的公共性资源，这决定了社会大众都要求享有这种资源；它又是一种结构性稀缺的资源，这决定了社会大众得到这种资源的竞争性，这两个特性决定了对教育机会资源的分配必循遵循公平的原则；同时，教育机会资源具有间接性、可塑性和享用艰苦性的特点，不同的分配方式会造成教育效益的差别，这两个特性决定了其分配必须遵循效益的原则。

　　2. 公平和效益的两难制衡及对统一笔试模式的路径依赖。基于

　　对效益概念的细分[⑨]，我们可以对我国古代和当代评价选拔制度的演变中公平和效益的制衡关系作比较精细的分析。从汉代察举转为科举，评价信度、程序公平是决定性因素；科举得以长久实施，除了公平性上的优点，扩展制度效益高是主要原因；科举最终被废，则是溢出制度效益上出现了弊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围绕高等学校招生采用统一考试招生模式还是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讨论，最终选择统一考试招生模式，主要是操作效益上的考量；同时也在实践中起到了贯彻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巨大作用，实现了很高的扩展制度效益。“文革”期间取消高考，改用推荐上学方式，滋生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则从反面论证了统一考试在公平性保证上的作用。恢复高考后随着社会对教育机会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统一高考在公平性上的优点被充分认识并不断强化。此外，上世纪80、90年代高考录取率长期较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远没有达到新世纪的水平，统一高考录取的新生在质量效益上能基本满足社会的需要。进入新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快速出现，随着大规模扩招带来的高录取率、高等教育大众化，统一高考的质量效益受到质疑，统一高考在创新思维培养上的缺陷越来越突出，单一统一笔试考核形式强于培养求同思维能力弱于求异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久而久之将对民族素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溢出制度效益上出大问题。“钱学森之问”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等对综合评价招生的探索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些试点又对高校招生的公平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而使高校招生模式的选择成为一个左右为难的难题。多元综合评价有利有弊，统一高考有利有弊，两弊相权取其轻，统一高考遂成为长期实施的模式，并且形成了路径依赖。

　　(三)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的功利应试倾向更趋复杂

　　教育机会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教育机会资源经学习者享用后最终要产生效用，但其效用有的马上显现，有的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后才能充分体现。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机会资源效用的发挥有了一个介质，它一方面给学习结果一个物化的证明，给教育机会资源效用的实际发挥带来便利和“名片”效应，在社会流动非常普遍的当代社会，学历文凭的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因此而给学习活动树立了功利性目标。由于教育效用的发挥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因此用学历文凭作为学习的一个阶段性物化证明，是合理的，既有利于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也有利于在学习过程中的目标激励作用。但学历文凭的出现使相当部分社会人员的学习目标发生异化，把辅助性、阶段性目标异化为主要甚至终极目标。而这进一步向前传导到教育机会资源的分配（比如高考招生）环节，就成了“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应试教育”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把评价选拔结果的阶段性目标异化为终极性目标。“考试结果作为终极目标的荒谬性和作为阶段性目标的合理性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分野。”[⑩]

　　（四）个体过度功利化、短视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直接原因。

　　地方政府、中学、学生、家长的功利驱动，是“应试教育”现象难以消除的最朴素、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适度的功利化使考试具有积极的促学功能，过度的功利化则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过度片面、短视，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造成教育和考试关系的异化。如果说针对高考选拔的过度功利性应对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就长期存在，在学习内容上表现为严重的文理偏科和只注重考试内容的反复学习，那么在实行新高考改革后，在选考科目的选择上更加集中地表现出了“应试教育”特征。新高考打破文理界限突出选择性，并采用等级赋分制。按照新高考的制度设计，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学其所好考其所长，从而实现共同基础上的有差异发展，但在实践中，家长乃至教师却更多从能否获得更高的等级分出发来指导，有的甚至强迫学生改选科目。笔者参与的调研中，有多名学生表达了为得到更高的分数而放弃自己喜欢的物理等科目的纠结和无奈。

　　在中学“应试教育”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学、家长（学生）的个体功利性形成了合力。

　　地方政府的功利性。中央政府是全国教育政策包括招生政策的制订者和招生计划的编制者，省级政府由于高校招生计划的大部分是按省编制的，对他们而言，省内外高校对本省的招生计划是既定的，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拔模式，都不会影响本身学生被录取的总数，因此他们都比较超脱，具有超功利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市（地）、县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有相当的功利性。在全国招生计划稳定不变的情况下，今年本市（地）、县的考生上线率、重点学校上线率、“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维持较高水平或超于去年就是政绩，反之就脸上无光，难以向百姓交代。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所属学校的应试倾向视若无睹，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往往根据升学率来对中学进行考评奖励。

　　中学的功利性。在“应试教育”链条中，中学是功利性最强的环节。其功利性来自：（1）社会对中学质量的评价往往把升学率作为最刚性、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指标；（2）相应的，市县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在评价、考核时也把升学率作为压倒一切的最主要指标，校长的升迁也往往与此挂钩；（3）中学也把升学率作为考评教师的最主要指标；（4）升学率与生源质量密切正相关，升学率高的就会门庭若市，反之则门前冷落。也因此，有的学校不惜花重金购买高分的初中毕业生源，希冀以此提高高考升学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升学率，借此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

　　学生和家长的功利性。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否过度功利，是决定学校教育是否过度应试的最重要因素。笔者2018年8月参与的针对新高考改革的调研中，在选科（浙江7选3，其它省市6选3）的环节，学生较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而家长和教师（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较多地考虑通过考试获得的等级分的高低。有的学生喜欢物理科目，但是因家长和班主任强烈反对而无奈改选；也有的家长尊重了学生对物理的选择，但最后因成绩不理想而后悔。而在2019年1月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的大样本问卷调查中，高中教师、学生普遍反映新高考“存在趋易避难的功利化选科倾向”，对学生不选物理原因的调查显示，“学习难度大”和“担心赋分不理想”的比例远远高于“不喜欢”。

　　在家长的功利性里，独生子女大量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在多子女的年代，家长在子女的培养上更放手，可以在升学和就业、全面发展和先考个好分数上个名牌学校之间作更多的选择，而在独生子女情况下，家长一般会选择自认为最保险的先考个好分数的选项，这里其实也包含了博弈的心理。

　　社会营利性培训机构的功利性。社会营利性培训机构对教育过度应试化起到强烈的助燃作用。社会培训机构的介入使教育的过度应试化现象进一步规模化、体系化、公开化。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针对科举考试的坊间选刻时文资料就泛滥成灾：“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1]恢复高考以来，社会培训机构在教育过度应试化现象烈度居高不下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社会“集体无意识”在文化心理层面给“应试教育”行为提供了支撑。

　　集体无意识是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里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12]如果说：功利驱动从行为发生的动力机制上揭示了“应试教育”行为的原因，那么中国社会数以千年计的文化心理积淀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则在文化心理层面给“应试教育”行为提供了支撑，从而使它具有强大的群众心理基础。长期的制度实施形成了惯性，也形成了惰性，形成了制度和路径依赖。

　　公平情结。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和追求公平的民族。“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科举考试克服了察举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平因素，体现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标准统一、程序公平的理念，“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这种评价选拔制度处于道德高地，成为一种大善。周期性举行的抡才大典把公平的理念渗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使通过考试来取士、来分配升学机会，成为一种金科玉律、制度崇拜、路径依赖。也正是因为这种评价选拔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性光芒，掩盖了它导致学习者素质结构残缺乃至畸形的缺陷和恶，使针对考试的功利性应对学习行为，获得了社会公众道德上的支撑。

　　英雄情结、状元情结、明星崇拜效应。每一个民族都有英雄崇拜，

　　英雄最典型的是战场上的英雄，这是每个民族的共性。和平时代，现代社会最崇拜的是体育、艺术明星，还有成功的企业家。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史，产生了对状元的崇拜心理。时至今日，媒体对炒作状元的热情，公众对谈论高考状元、优秀考场作文的兴趣仍未见减少。

　　跳龙门情结，庙会情结，屌丝逆袭的戏剧性，衣锦还乡的荣

　　誉感。中国老百姓喜欢热闹，喜欢车水马龙的庙会，喜欢擂台比武式的现场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取士造成屌丝逆袭的现实版成功故事撩拨起了多少青年才俊的梦想。宋朝对及第进士由皇帝亲自唱名赐第，琼林赐宴，状元和进士跨马游街，万众空巷，夹道观看，官宦之家乘机“榜下捉婿”，科举成为全民的文化狂欢、文化派对。高考曾经对上线考生张榜公布，也极大地激发了读书人强烈的荣誉感和虚荣心。也因此，很多中学张挂的倒计时牌，某些超级中学骇人听闻的励志口号，既使高考学生热血沸腾，也在老百姓心里引起共鸣而不是批评。

　　知识崇拜、读书无罪和考试的促学功能。中国民间有敬惜字纸的

　　传统，上世纪60、70年代乡间还有焚字纸的炉，并且有“偷书不是偷”的说法。崇拜知识、崇拜有知识的教书先生和读书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一传统的形成里，有科举考试的促学功能的贡献；反过来这一传统又使古代的科举考试和现代的高考，在中国具有强大的道德基础和舆论基础。上世纪80、90年代，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很多地方严格限制高复班，中学校内禁止办班。有的省对往届生提高录取分数线的要求，因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社会上的高复班绵延不绝。近年来由于录取率大幅度提高，高复班呈显著的收缩态势，由原来的主要针对高考落榜生的高复班转为招收高中学生进行集中应试式培训的超级中学，超级中学既有艺术方面的专业学校，也有指向高水平大学的普通文理科班。这些超级中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却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子上是对学生读书求知和学校办学是“善举”的认知，因此占据道德高地。应该说，知识崇拜、读书无罪和公平情结的结合，构成了“应试教育”的强大社会心理基础。

　　人情社会传统。人情社会传统是教育过度应试化现象形成的间接原因。中国社会被公认为是人情社会。有学者从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影响、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封建人治模式的影响分析人情社会的成因[13]，很有见地。正是中华民族长久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社会形态在民族文化心理基因里的积淀，形成了一些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的行为方式，重人情关系的传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人情关系传统一方面具有有利于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积极作用，又具有易导致私利侵吞公义、“外交”削弱内功等消极作用。科举考试取代察举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察举制度受到人情请托、举亲不举贤等腐蚀，难以保证公平，这就是人情传统对评价选拔制度的负面影响。刘海峰在多篇论文里都阐述了人情社会因素对高校招生采用综合评价招生形式的不利影响，以此论证采用统一高考形式的合理性。而如前文所述，统一笔试考核形式的先天缺陷放大了学习过程中的功利化、片面化、短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人情社会传统作为教育过度应试化现象形成的间接但重要的原因。

　　三、 “应试教育”的治理前景和对策

　　从上文的阐述可见，功利是人的天性，任何评价选拔制度都会遭遇功利性应对；考试不是“应试教育”的元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考试由于其先天的片面性，放大、加剧了功利性应对的缺陷和危害；由于统一考试在形式公平、程序公平上无可比拟的优势，加上中国社会长期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统一考试的选拔机制具有很强的社会心理支撑；相应地，应试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心理基础；评价选拔在制度设计上面临公平和效益两难兼顾的困境，长期形成了对单一统考评价的路径依赖。那么，“应试教育”有解吗？回答是肯定的。

　　（一）正名

　　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中，关于“应试教育”的名称是否妥当是第二个高潮阶段最重要的内容，是形成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仔细研读围绕“应试教育”激烈交锋的文章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1）对我国中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功利性、投机性现象，双方都是严厉批评和谴责的；（2）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素质的提高，都是高度认同的；（3）对考试的促学功能也是基本认同的；（4）争论双方的旗帜性人物中，强烈反对使用“应试教育”这个名称，充分肯定传统“知识教育”作用的王策三先生三篇数万字长文，也很客观地用相当的篇幅来描述“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功利投机现象[14]；强烈反对“应试教育”倾向，积极提倡和推进高中新课改的钟启泉先生的文章，也很客观地对考试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15]。

　　反对使用“应试教育”这个名称或者反对全盘否定“应试教育”作用的这一方的观点认为：（1）应试只是一种现象，没有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2）“素质教育”也需要考试；（3）应试过程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有不怕艰苦的毅力，应试过程也能强化解决难题的能力，应试能力和应试过程培养的素质，也是“素质教育”的内涵。简言之，他们也认为我国的教育中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合理现象，但是不同意称为“应试教育”，或者不能把 “应试教育”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应朝帅也认为“应试教育”名称不妥，建议用“投机教育”来取代“应试教育”[16]。

　　笔者认为：“应试教育”的名称，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优点是旗帜鲜明、重点突出和词语精炼：抓住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中最突出的“片面应对考试”问题，观点鲜明，此外用词比“片面追求升学率”精炼，长短合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举使用，有强烈的政策导向作用。缺点是概念的名称中突出了“考试”，从而产生两个软肋，或者说是硬伤：一是如果概念的内涵中也把“应付考试”作为要素，其外延难以覆盖“非考试”的针对评价选拔的过度功利化现象，从而存在“不全面”的缺陷；二是“考试”是学校教育近乎必备的环节，“素质教育”也要考试，尽管“应试教育”强调的是“过度应试”，但是反对这个名称的学者在讨论中并不认同这个解释，因此“应试教育”这个名称容易被贴上“反对考试”的标签，容易被人质疑有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扔的嫌疑。

　　尽管“应试教育”的名称有如上缺点，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是因为在学校教育里，“过度应试”确实已经成为“过度功利性、片面性、短视性训练”的标志甚至同义词，因此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对举使用，确实具有强烈的旗帜引领作用和对“过度应试”现象的威慑作用。但是必须由权威文件对“应试教育”（包括“素质教育”）的概念进行精确界定，从而避免由于对概念的不同理解而陷入无谓的争论不休。

　　为凝聚扭转教育过度功利化、应试化倾向的合力，也可以改名。鉴于“应试教育”名称引发太多争议，也可以停止使用，可以称为“教育过度功利化现象（倾向）”“教育过度功利化、片面化现象（倾向）”或者“教育过度应试现象（倾向）”，或者简称为“功利应试”，或者恢复使用“片面追求升学率”名称。

　　（二）道术并举，标本兼治

　　总体策略是：树立综合治理、长期治理的理念，确立“正视无法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引导可以改变的”和“道术并举、标本兼治”的策略。

　　首先要确立“正视无法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引导可以改

　　变的”的策略。要充分认识到功利性是人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是让人认识到长远功利和当前功利、局部功利和整体功利、个体功利和集体功利的辩证关系，调谐在某一件具体事情上功利的度和方向。此外，随着人事就业制度改革的深化，随着自主创业的蓬勃兴起，通过学习获得的素质提升将与工作的成效密切挂钩，从而真正体现“为个人成长发展而学”的意义，教育，包括为了获得教育机会的升学考试，其个体的功利性将获得全新的诠释。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社会经济投入能力的增强，教育机会资源可以大幅增加，但是优质教育机会资源总是稀缺的，这是不会变的。在很长时间内教育机会资源总是一种公共资源，因此社会对分配方式公平性的要求仍然会很高。但是随着自主创业的增加和民办教育的发展，教育机会资源的公共性会有所淡化，从而对公平和效益关系的调谐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其次要从观念、意识和制度等多个方面着力，营造有利于素质

　　教育推进的良好社会环境。锲而不舍的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是实现公平性的前提。加大依法治国和诚信体系建设力度，实现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是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过度应试问题的治本之举。如果说统一高考的形式凭借其标准的刚性和考试过程的规范性堵塞了营私舞弊的漏洞，解决了“能不能”营私舞弊的问题，那么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则是从源头上优化、塑造社会人员的素质品性、思想认识，解决“想不想”营私舞弊、“敢不敢”营私舞弊的问题。公平观的升华有利于为综合评价选拔营造良好环境。公平情结这一社会集体无意识积淀成为教育应试现象的心理支撑。但是统考这种评价方式在形式公平的表面下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公平。从实质公平上看，恰恰是面向人的全面素质的综合评价和一定程度上体现选择权、体现“适合的教育”理念的选拔模式更为公平。用人制度的完善优化对扭转教育过度应试倾向具有前提性意义。“社会对教育结果的合理使用,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条件。”“如果用人部门对教育的‘产品’的使用真正是从全面的素质着眼的, 高能者高用, 低能者低用或不用, 高能者高酬, 低能者低酬, 那么教育过程就必然是素质教育的过程。”[17]

　　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制度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扭转教育过度功利化、应试化倾向的综合治理工程中，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非常关键。[18]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克服短视的、片面的教育效益观，要着眼于国家振兴、民族振兴的大局，真正从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评价学校，引导学校。政府的评价指挥棒变了，中学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此外，可以从评价选拔制度自身的设计方面入手引导。一是以全面评价引导全面应对。在评价选拔体系自身的设计上，由单一的分数评价（统考评价）转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选拔，通过“全面评价”引导全面应对、全面发展。二是以既科学又契合实际的科目设置模式、赋分机制和录取阶段成绩使用方式等多种措施引导学生合理选科。[19]三是在命题和考试中以能力立意、素养立意引导能力的发展、素养的养成。

　　（作者边新灿，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杭州310012；李 祎，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871; 范笑仙，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上海200062。）

　　标题英译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Hindrance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教育学课题“浙江新高考深化完善方案跟踪与评估研究”（BHA1801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曾繁任：《应从素质教育的高度看待外语教学》，《山东外语教学》1989年第2期。

　　[②] 王海：《从升学教育到素质教育》，《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4期。

　　[③] 李守福：《日本的高考与应试教育》，《外国教育动态》1990年第1期。

　　[④] 这一特点看看以下两篇文章的题目“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水火不容”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岂能相容”就可以发现。

　　[⑤] 陆建国：《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ujianguo/2017_05_03_406469_2.shtml

　　[⑥] 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年，第37页。

　　[⑦]  边星灿：《考试与素质教育论》，《中国考试》1998年第4期。

　　[⑧] 《高考40年，录取率从5%升至76%》，《商周刊》2016年第13期。

　　[⑨] 边新灿：《我国评价选拔制度的螺旋式演进和高考公平效益问题的历史观照》，《浙江社会科学》2018第5期。

　　[⑩] 边星灿：《考试与素质教育论》，《中国考试》1998年第4期。

　　[11] 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卷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12]  [瑞士]荣格：《荣格作品集.心理学与文学》,译林出版社, 2014年第83-86页。

　　[13] 贺培育、姚选民：《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4] 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

　　[15]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0期。

　　[16] 应朝帅：《“投机教育”:“应试教育”的正名》，《中国考试》2018年第2期。

　　[17] 边星灿：《考试与素质教育论》，《中国考试》1998年第4期。

　　[18] 张志勇：《从 不 作 为 到 作 为 — 基于治理“ 应试教育”问题的教育行政学视角》，《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4期。

　　[19] 边新灿：《关于新高考选择性问题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3期。

　　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