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资助的贫困学生不能使用手机。”8月26日，郑州航院新版《学生管理规定》向公众亮相。规定称，经济困难学生接受学校补助的，必须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使用手机（毕业年级学生除外），不铺张浪费。（8月28日《大河报》）

　　对于接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节俭一些艰苦一点无可厚非。毕竟，不正当的花费和奢侈性的消费会加剧他们的困境，亵渎资助者的同情，不利于他们走出贫困———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不能泛化到应有的消费和生活领域，否则就显得缺少人性关怀，对贫困生造成道德煎熬。

　　在手机日益成为普及消费品的今天，购买手机应属一种基本的消费。一方面，低廉的价格和业余的打工，完全可以使贫困生承担起手机消费；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具备与社会沟通的渠道。因此，只要他们没有虚报贫困，没有挥霍补助，学校就不应该剥夺他们购买和使用手机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郑州航院的规定显然有些泛化。

　　而管理泛化造成的结果就是把接受补助的贫困生挂上了道德烤架。在这个缺少人性关怀的道德烤架上，他们被告知，要简化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生；他们被暗示，要对补助保持感恩，不能亵渎别人的施舍。而对于他们的渴望和尊严，却被漠视。在一些人眼中，贫困生的生活就是生存，他们不应奢望只能愧疚。这样的道德苛求，对于同样心怀梦想、追求幸福的贫困生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歧视和伤害？

　　经过这番道德炙烤，我们会看到怎样的贫困生呢？他们消极自闭，在贫困中安守贫困，没有追求，没有幻想；他们内疚惭愧，在别人的帮助中承受着内心的煎熬，没有快乐，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那些强调道德的管理者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吗？难道这就是贫困生应有的生活状态吗？

　　贫困不是贫困生的错，他们没有必要因为贫困而自卑内疚。任何人都不能以道德的名义要求他们降低生活的质量，放弃理想的追求。因为，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它所能传递的不是关爱，而是羞辱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