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鸿

　　“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乃至‘钱学森之问’，归根到底要害还是‘计划教育’和行政化。”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邵鸿指出，“因此，去除‘计划教育’，理顺政府和学校及学校内部的行政和学术权力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需和关键。”

　　在近日于北京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邵鸿发表了上述言论。他指出，当年“计划教育”的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的建立相配套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教育改革也随之启动。但与经济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却很有限。

　　邵鸿认为，目前“计划教育”和教育体制“泛行政化”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解决。教育行政部门对招生等学校重要事务的强力控制，和官本位科层制体制主导资源分配的现况，仍根深柢固。近年来，中国高教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泛行政化程度增强、行政干预力度加大等在他眼中，教育改革“逆发展”的情况。

　　“(包括)招生计划、学科设置、学位授权点等大量办学事务的审批;从具体课程的设定到形形色色的建设计划、发展项目等，各种量化考核评估盛行。这对‘教育家办学’、特色化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邵鸿说。

　　虽然教育部于今年11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显示，自2011年起，教育部门陆续推出了高校章程制定、信息公开、大学治理框架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认为，现行的评估体系，仍只强调“高等教育普及率”、“毛入学率”等外在量化指标和静态发展性指标，对于“教育的法治化”、“多样化”等标志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比较忽视。石中英称，这种评估体系与当前对“教育现代化”目标的理解比较狭隘有关。

　　石中英指出，由这种评估体系引导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主要指向各类教育的规模扩张，但没有指向教育系统的再造”，导致了一种“片面的教育现代化格局”：一方面，国家的教育体系规模不断膨胀;但另一方面，“教育系统运行的体制机制，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充满了垄断性、等级性、排斥性和压制性”。总而言之，整个教育体系的活力并没有随着其规模的扩张，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且在实践层面中，教育部门的政策在落实上还有“很大差距”。邵鸿指出，实际上大学章程、信息公开办法的执行情况都不甚理想，往往流于形式;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同等待遇远未实现，甚至出现了萎缩的态势;鼓励扶持民办教育的相关文件迟迟无法出台，教育领域的法规修改也相对滞后。

　　石中英认为，总体来说，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邵鸿也称，高校体制改革仍处于“初步的和相持的阶段”，尤其是高校领导层普遍缺乏改革动力。

　　邵鸿还认为，高教领域改革的停滞，与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局面形成了强烈反差。他说，在北师大的教育博览会上，中小学教改项目“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而关于高教改革的项目只有一两项。

　　泛行政化催生“申报学”和“指标人”

　　究竟，中国高教体系的“计划教育”弊病从何而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指出，目前的中国教育出现了“千人一面”的状况，主要原因是过去在理念上，“侧重于培养国家机器上有用的零部件和螺丝钉”;而实践中，为了实现规模扩张，强调统一标准，行政化成为了一个当然的选择，而“指标”又是行政管理最好的抓手。

　　但在行政配置资源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指标，反而出现了指标的异化，大学出现了所谓的“申报学”和“指标人”等怪象。季卫东解释，“在大学的实践中，真正优秀的人才，总有一些地方对不上那个指标。”而那些能满足所有考核指标的“指标人”，却未必是真的创新人才。此外，由于科研管理中的“项目制”盛行，还出现了针对争取科研项目的“申报学”。季卫东指出，“现在我们的老师非常忙，每天都在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做预算、做决算，真正做研究的人未必能得到资源的支撑。”

　　要让中国高等教育从同一化走向差异化，季卫东认为，应该赋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适度导入法人治理结构，让教育能真正面对向对社会的公共需求。另外，还需要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包括完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强化独立评价机构、媒体等第三方评价机构，而弱化行政评估;加强校务委员会等外部参与，并对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进行改革。

　　尊重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

　　“单靠改革，已经没办法撼动目前‘既万能而又无能’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指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唯有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改革并举，“教育才有出路”。

　　“说它‘万能’，是因为它什么都可以管，从我们义务教育该不该做这样的大事，到我们小学二年级该不该布置家庭作业这样小的事情，都要由最高管理机关发文件作出规定;说它‘无能’，因为很多重要的教育立法、教育投入的保障、教育规划、国家教育标准的制定等重要的事情上，却看不到真正有效的作为。”项贤明说。

　　他举例说，大学扩招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却缺少一个大致的总体规划;而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如何讲课，却又有很多标准去评估是否合格。“今天我们看到的局面是，整个中国大学教学逐渐在中学化，”项贤明认为，由于活跃的教育改革，中学的课堂氛围更为活跃，而大学甚至已经不如中学。

　　项贤明认为，目前高教改革的症结在于，只重视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而忽视、甚至有意地去抑制自下而上的一线教学人员的教育创新。“少了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项贤明指出。

　　而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做到顶层和底层联动、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并举，首先就要给大学“松绑”。“教育创新并不神秘，并不高深，我们的老师们、校长们天天在做，”项贤明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尊重、鼓励、重视这种教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