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二年，把教育公平单独拿出来谈。

　　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等内容时，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很快意识到其中的深意。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教育的具体内容并不多，其中大部分笔墨就是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就被媒体反复解读为，农家子弟有望真正找到一根“改变人生”的救命稻草。

　　今年，李和平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听到了这项“许诺”的落实情况：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安徽人，李和平深知家乡人口多，农村娃也多。“教育公平”这四个字，成了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提及最为频繁的一个词——几乎在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上，他都要提出这个问题。

　　日前，中国青年报通过问卷网进行了一项2159人参与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教育领域，42.2%的受访者最关心择校问题，21.6%的人关心教育投入，20.6%的人则把注意力放在统一城乡教师工资水平的问题上。这些，均涉及教育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副主委汤素兰对此颇有感触。她说：“教育不公平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越不能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很难创造美好的未来。”

　　80%，这是李和平给出的安徽省过去一年的高招录取率。谈起这个数字，李和平总是百感交集。因为在安徽省专门分管招生考试工作，他每年都要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天，对外界预测这个数字。

　　简单来看，这个数字说明，假若有5个学生，其中4个可以去上大学。这个看上去还不错的结果，却经不起深究。李和平说，这4名学生所去的大学大多是高职高专，能去重点高校的少之又少。

　　“我们那里的基础教育不错，一些在安徽上不了一本的学生，放在北京，很有可能上个重点大学。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指标少，重点资源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李和平这样说。

　　他说，“如果把北京的指标多分配一些到我们安徽去，那我们的学生不也能上重点大学了吗?”

　　调查结果也印证了李和平的判断。57.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朱鸿民最为关心的，就是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朱鸿民曾在日本生活过多年，他发现那里的学校，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异。反观我国，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山村海岛的孩子和北京孩子、上海孩子的差距，几乎是一个时代。

　　如今，这种差距正在被一个“10%”的数字缩小。

　　李和平认为，过去我们往往说要走出大山，跃过农门，但很多时候是走不出大山，跃不过农门。如今，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只有更多的落后地方的年轻人走出来接受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回馈本地。

　　但紧跟着的问题是，这个“10%”扩大到什么时候，才能称之为“教育公平”呢?

　　李和平说，狭义上的教育公平，指的是包括考试制度、选拔制度在内的教育制度本身的公平。如果这项制度、这个规则公平，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公平地竞争，“谁有能力谁就上”。广义上的教育公平，比如造成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少的原因，不一定是他们的先天条件不如城市学生，而可能是环境、教育资源等社会问题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讲的教育公平，指的是条件公平、机会公平，但不讲结果的绝对公平。毕竟，每个人的禀赋不同。

　　然而，李和平说，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不均衡，是人为造成的，是机会的不均衡、条件的不均衡，而这些不均衡，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造成的。

　　本次调查中，66.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当前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另有47.3%的人将主要原因归结为优质教育资源过少，40.0%的人认为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在于东西部地区差距明显，29.3%的人觉得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

　　这也正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担心所在。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他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10%的成分表示“怀疑”。

　　俞敏洪曾到过一些落后地区。在一个闭塞的县城，他看到当地“最顶级”的中学里，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剩下的也多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们怎么上重点大学?”俞敏洪说。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言，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加大比例的做法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

　　李和平说，最为关键的不是某个绝对数字或是某个比例的增大或缩小。打造一个相对公平、老百姓看得见、切身感受得到的上升渠道，才是治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