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学之初，上海市初中生接连跳楼自杀的消息让闻者唏嘘不已：2月14日，15岁初二学生卢某的尸体在上海市某小区的草丛中被发现;2月15日，年仅14岁的上海市初一学生赵某某从小区高层跳下身亡;2月16日一名初二学生从学校5楼跳下，经救治已暂无生命危险。

　　悲剧发生后，记者到上海探访悲剧的见证者和相关专家，试图了解这几个初中生极端行为背后的教育困境。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媒体上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共计79例，其中自杀率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

　　记者用百度搜索“中学生自杀”，截至3月22日11：00，显示有490万条搜索结果。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曾发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更让人心头一颤——5个中学生中就有1人曾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据悉，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参与了调查。

　　“惊涛骇浪”的青春期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上海市中学教师、心理咨询师余舟认为，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觉得自己已长大，对自己的为人处世能力有了很大期待，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还不够成熟，一旦自己的表现让别人失望，就会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有孩子会把这种担忧无限放大，却又无法排遣，最后就会把自己压垮。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云晓看来，青春期是个心理和生理巨变的“惊涛骇浪期”，这时候的孩子矛盾多又封闭，尤其当这种内部的变化与外部环境发生冲突时易引发极端行为，“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比如同伴的欺凌，老师的几句尖刻的话等都有可能引发危机，但最致命的冲突还是亲子关系，如果说父母不能理解他，甚至误解、打击他，这或许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调查，83.6%的中学生家长要求孩子考到班级前15名，小学家长的期望更高。“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变化时代，个体焦虑与社会焦虑并存且相互影响。中小学生与家长都在焦虑，其中孩子的学习状况及其成绩可能会成为加剧家庭焦虑与紧张的导火线。”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系教授朱益明说。

　　此外，朱益明认为当前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增多也在于当代青少年对生命及其价值的认知不成熟，“一方面中小学生越来越有自我存在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清晰，在面对学习压力、生活压力或外部批评时感觉不到自我及其价值，会试图通过自杀来进行‘对抗’或实现‘解放。

　　生命无意义的沼泽

　　“大量的统计数据及经验观察表明，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过自杀的念头。自杀不是一个病态现象，而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石中英认为，“不管引发自杀者采取自杀行为的具体社会事件是什么，也不管自杀者属于哪种人格类型，真正直接引发自杀者在某一时刻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生命的，是人生意义的匮乏感。”

　　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所言，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有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不少父母却在无意识地剥夺这种意义感。“一方面，如今的父母会尽力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需要他们自己努力去争取的东西反而变少了，他们那种获得感淡了，更多的是空虚;另一方面，青春期的孩子在这一时期会开始对人生有很多思考，但又对自己的追求很恍惚，如果周围的人把学习、找个好工作这样简单的人生模式强加给他们时，他们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就会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余舟说。

　　“人的现实生活是受某些价值目标指引的，去追求学历、财产、名誉、友谊等某些有价之物。而人生的意义是对人生价值合理性进行反思与体验，如为什么要考大学、工作等。当这种反思得到的是种否定性的体验时，就会产生‘无意义’‘荒谬’等感觉。”石中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由于信仰的缺失、狭隘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等原因，传统的价值合理性正在被消解乃至丧失。“比如处于‘原子化’的社会中，年轻一代更多感觉到的是孤独、空虚、无聊等，常看不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这也是自杀者的一个共性，他们意识不到自杀行为会剥夺父母一辈子的幸福，整个社会为他付出的爱都被带走了”。

　　朱益明表示，“在现今高速发展和物质富足的时代，年轻一代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已发生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担忧温饱问题，而是要求有更多的生命获得感和意义感，以工具性为目的的教育、纯粹的知识灌输和技能学习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此外，社会的氛围也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如影视、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等对死亡的渲染以及社会暴力事件的频发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学生对生命存在的认知。

　　经得起风雨的生命教育

　　“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余舟以往接触过的中学生咨询案例中，她发现这些对生命发问的声音已悄然在青春期的孩子心中叩响，“然而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教育是否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帮助孩子抵抗这些质疑、空虚、挫折等，让他们明白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对此，石中英建议针对当前中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占主体的学生群体，进行生命价值观的教育，“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学生在成长路上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生命的意义匮乏感，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不断重置他们人生的价值坐标，帮助他们明白活着的价值依据是什么，增强他们内心的安全感”。

　　此外，他认为不同的生命价值依据带来的意义体验和抗打击能力不同，生命的价值依据应努力提升到较高的层次。“现在的问题在于关注具体的东西太多，关注超越性的东西太少，理想教育和生命价值观教育被社会、媒体的庸俗价值取向淹没了。但若一代人缺乏真诚的信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追求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只是活在一个原子化的、物质的、当下的、感官的以及冲突的自我当中，他们怎么有勇气和智慧面对人生随处可见的困难与挫折?”石中英说。

　　“社会是残酷的，不是说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朱益明表示，“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在变化，我们教育的观念也应当从原来的‘学习改变命运’向‘丰盈生命’转变，简单粗暴的批评式教育方式已不合适，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平等和尊重，让他们从中有更多的参与感、体验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除了学校教育，孙云晓认为家长也有责任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认识到自己孩子与别人不一样，“对10岁以前的孩子可以严格要求，对待10岁以上孩子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解和尊重，多陪伴沟通，与孩子一起成长”。

　　“生命教育也不仅是家长和学校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余舟说，“我们好几年的教育，也不一定能抗衡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影视、文学、网游中，耳濡目染的对待生命的方式，所以经得起风雨的生命教育需要社会共同努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余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