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初，当时我刚进入鸟台，给做节目策划，发现了一则新闻选题，在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有一位被拐来的姑娘，从一个两千七百元买来的媳妇，最后没有选择出逃的道路，而是留在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名扬乡里的乡村女教师。

　　看到这个选题后，本能地觉得是一个好选题，符合栏目寻找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抉择的定位。所谓宏大社会背景，指存在于事发地并非罕见的妇女拐卖问题，以及被拐妇女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完成“任务”后，多数人选择逃走，村里留下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另外，还有乡村代课教师的处境问题。而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当尊严被碾碎，生命又将如何重生”的故事，是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摄影家，他也是当地一份报纸的通讯员。最早的报道也是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位当地朋友(也是后来引发争议的后续报道的记者之一)的帮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郜老师。当时，除了首发的本地媒体外，还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因此我们的采访初期联系很顺利。

　　几周以后，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就驱车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当时，郜老师正在村里的教学上班，我们决定先拍摄一些教学的纪实镜头再作采访。

　　学校其实就是在村东头不远处的两间平房，村里所有的小孩不分年纪都在一个教室中就坐，分成不同年级作在不同组里。由于下岸村地处偏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路途遥远，加之贫穷，据说之前来过的代课教师都呆不下去，很快离开。整个学校也只有郜老师一个人。

　　她的代课教师工资是一千多人民币，一年。

　　课间，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围成圈做游戏。正当摄像师全身心投入拍摄的时候，郜老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们这才发现，离学校不远的村洞口的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蹲着几个村外的人。这几个人蹲着、一边抽烟、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没多久以后，应该是得到了指令的确认后，就一拥而上，阻拦我们拍摄。并且动手抢我们的摄像机。本来在户外跟郜老师做游戏的孩子们吓得哭成一片。郜老师赶紧把他们带回教室。自己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们出离的愤怒，不仅在于正常的采访被暴力中止，还在于这些暴行就发生在一班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他们的号啕大哭。

　　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但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等设备被抢走。一群人把我们护送出村。在村口，一个领头模样的当地干部对我说的话，荒诞至极：

　　“记者老弟，人跟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我们在这里交汇也算是有缘份，不要互相为难。”

　　我当时觉得在一番撕扯后说出如此人生哲理，真是啼笑皆非。只想要回机器，只好问，机器怎么办?

　　“平行线哥”说：明天中午12点，到车站附近。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们。

　　走之前，郜老师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西在我这，放心。”后来我才知道，郜老师以为别在她身上的“小蜜蜂”无线麦是磁带，让孩子藏到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