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教育来说，2015年注定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既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5年来的教育发展成效，需要接受社会各界的验收;这一年又是教育规划纲要的期中大考，许多新推出的改革举措，正面临时间的检阅。

　　2015年又恰逢中国教育报高教版创刊30周年。作为传统教育媒体，这一年，我们带着欣赏而又挑剔的目光，密切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关键词之一：大学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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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章程建设的十年探索》5月25日

　　《建立体制对创新的包容是当务之急》8月31日

　　《彰显大学办学特色的三个层次》12月14日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国内所有高校章程的核准工作，必须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教育部办公厅在通知中明确要求，高校要在章程中客观表述学校的组织特征与定位，并以章程建设推动高校综合改革。从2013年开始的这项被誉为“大学制宪”工作，今年或将宣告完成，高校办学也将全面进入“宪章时代”。

　　从本报了解的情况看，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以及地方211高校的章程，今年年中大都被核准并对外发布;其他大学的章程，年底才开始密集对外公布。这也从一方面说明章程制定的难度所在。

　　从此前情况看，社会公众对大学章程其实并不太了解，甚至也不十分关心。从南昌大学简称南大所引起的社会热议，就可知道公众的兴奋点还停留在浅表层次。其实，大学简称就如同中国人的姓名，只要不引起误会，完全一样也并非大不了的事。名称之外的差异，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公众可能不了解的是，早在2005年，吉林大学就已制定了大学章程。从吉大的十年探索看，章程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大学、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这也是章程被尊为“大学宪法”的意义所在。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对大学章程寄以厚望。大家都希望大学有了章程就能依“章”办事，改革创新，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创新也好，特色也好，都会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社会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包容。否则，还谈什么办学自主权呢。

　　大学章程对大学、政府、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些批评“邓亚萍兼职教授”的人们，有几个翻过法大的章程?

　　关键词之二：两个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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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班”十年：一场精英教育秀》3月2日

　　《转型：少年班迈过青春期》6月22日

　　《行业特色型高校建设“双一流”的思考》12月7日

　　“211工程”“985工程”成功实施之后，人们一直希望有一项新的激励，以促进中国顶尖大学建设，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2015年秋冬，“两个一流”如期而至

　　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近几年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外界的诸多怀疑不同，我们认为，中国少数大学和学科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强大的政府支持和近20年积累的经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的实践平台，也为“两个一流”建设提供了保障。

　　我们更为关注具体操作层面。清华“姚班”和中科大少年班，从不同的侧面代表了中国高校探索培养拔尖人才的成功尝试。“姚班”更多拷贝了美国的培养模式，注重“交流、探讨、创新”;少年班则更多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升级改造，鼓励“勤奋、从游、攀登”。当然，用几个字来概括这两个班，只能是挂一漏万。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班是殊途同归，都共同指向了“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

　　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外，我国还有一大批称为行业特色型的大学。这些原来隶属于行业部门的高校，其办学特色可谓与生俱来。对政府部门和这些高校来说，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都将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30年前在中国教育报高教版创刊号上，蒋南翔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即方向问题和质量问题。方向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质量问题就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两个一流”建设同样十分重要。

　　关键词之三：向应用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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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高教改革的“两个三十年”》9月21日

　　《寻找地方高校转型的“定海神针”》11月23日

　　《加快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道路》11月30日

　　引导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一直是近两年的高教热点。在“更名”“升格”以及“600所地方院校改办职教”的热闹之后，2015年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这场争议画上了休止符。

　　地方高校为什么要转型，包括本报在内的诸多媒体这两年都有较多关注。有学者从高教改革“两个三十年”的角度进行了反思，认为后三十年教育改革所坚持的“三个面向”，实际上是对前三十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的重大更新。并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教育改革淡漠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我们认为，这种反思对正在进行的地方高校转型，无疑有重要借鉴作用。

　　从2008年起，安徽省就开始探索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他们成立了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明确提出集体转型、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中德两国总理今年共同视察合肥学院，也让这所十余年来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办学理念的地方高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正如教育部学校规建中心主任陈锋所说，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真正问题，不是叫不叫职业教育，更不更名为大学，能不能申请到硕士点等等。加快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道路，让每一个大学生4年之后能够愉快地走出校园，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关键词之四：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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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3月23日

　　《重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样本意义》9月28日

　　《国际合作培养的“非常规”之路》11月23日

　　2015年的冬季，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在汕头启动建院仪式。李嘉诚说：“为缔造有希望的未来，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大家要不甘心当奇迹的等待者，要成为奇迹的成就者。”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与探索的中外合作办学脚步似乎愈发猛烈，目前，除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等9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亦接近2000余个。

　　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国外资金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等，对补充我国教育资源的不足，为我国培养国际型人才起着独特的作用。但是，由于制度与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中外合作办学面临诸多需要审视的问题。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而教学质量的保障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心所在。我国部分高校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或者无法严格有效运转的现象还存在，尤其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包括专业设置审核程序、课程实施审核程序、专业评估等方面值得重视和关注。

　　就上述问题，教育部财务司曾专门组织高校财务管理人员赴英学习内控制度。英国大学的内控制度不仅仅事关经济活动，还是涵盖大学运营的所有方面。英国大学虽然绝大部分是国立的，但这些国立大学均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其治理模式是政府宏观引导、高校自主运行。我们的一些大学在内部治理上表现了充分的“不自信”，主动将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关键词之五：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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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调查如何适应大数据时代》3月9日

　　《“互联网+”时代大学如何坚持质量导向》6月8日

　　《“互联网+”激活校园创新创业细胞》10月12日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互联网+”概念，正式提出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十月，全国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吉林大学举行。该项全新赛事受到了社会普遍关注。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标志着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进一步融合与连接。对于创新源头的高校而言，如何融合、怎样连接，以激活校园每一个创新创业细胞呢?为此，高教周刊特约10所高校校长就“互联网+”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毋庸置疑，“互联网+”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慕课为代表的教育细分领域愈发清晰，社会发展与技术变革一定会倒逼人才培养的体制与机制改革。高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加速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校内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国内一大批以创新工场、创业咖啡、创客空间为代表的新型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校打造众创空间，如何发力与借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本科生研究工作机会计划”和“独立活动计划”强调课内与课外的有机融合，整体推进创新教育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们也应该在改革教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借助学校打造的具有国际化与研究前沿水平的实验室平台，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科研工作机会，着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时，以教师科研背景为支撑，以创新创业竞赛为引领，采用创新和创业相结合、孵化和投资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打造科研型众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