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位教师因事外出，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洞子沟村小学就得有一门课暂时停掉。

　　两年前从江苏来这里支教的赵蕾发现，“没有支教老师的话，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运行”。学校里还有一位老师兼任会计，偶尔也会因事无法上课。“一旦缺一个教师，就要停某门课”并不是罕有的情形。

　　这所村小目前共有学生144人，教职工16人，包括各类教师12人、厨师2人、门卫1人、校医1人。按照2001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农村小学的师生比标准为1∶23，也就是说，这所学校的教师编制名额只有7个。

　　“这就是小规模乡村学校面临的困局。”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在我们调查中，农村学校总是会反映缺人，而更多情况，是‘超编缺人’。”

　　他说，对于农村超小规模学校而言，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师生比配置教师，从教学需要来看远远不够。

　　“这就是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超编缺人陷阱。”秦玉友说。

　　全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麻雀学校”。据甘肃省教育厅披露，截至2015年5月，甘肃农村地区学生人数在10人以下的微小规模学校有3700余所，其中“1人以下”的有219所，5人以下的有1870所。同时，该省有1180所完全空置的学校。随着学生的去留，这一数据随时可能变化。

　　所有的教师都是跨学科、跨年级任课。一位教师带着二年级的语文课，三年级的音乐课，四年级的综合课，几乎每天都要忙到21点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14年冬季，赵蕾到洞子沟村支教的时候，学校里只有52个学生，3个在岗教师，教师岗位有一人超编。

　　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思想品德……该上的课一门也不能少。所有的教师，都是跨学科、跨年级任课，除了负责教学和平时的家访工作，还得负责孩子们在校期间的安全。

　　学校为孩子们申请到了一个众筹的免费午餐项目，近几年里，学生基本都在学校吃饭，老师的任务又多了一个。

　　赵蕾注意到，在这里工作的教师很难“出成绩”，评不上高职称，工资每个月大概只有1000元出头，生活条件差，交通条件差。

　　洞子沟村离镇政府4公里，是省级重点扶贫村。村里只有一所学校，校园面积不大，地面没有经过硬化处理，只有5间教室。教室木门蓝色的油漆，有的地方被晒得发白，有的地方被磨得发黑，上面满是孩子留下的划痕。

　　今年夏天，河北小伙王晓飞参加完大学毕业典礼后，去了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的另一个村子闫洼村。

　　他下午5点多下了火车，校长来接他。在车上，校长就问王晓飞，“打算在这儿待多久”。王晓飞回答他，最短也是一年。

　　校长高兴了。乡村小学最缺的就是长期支教的老师，如果来两个月就走了，学生们往往会刚适应了一种授课方式，就不得不重新适应另一种。

　　王晓飞到校时，学生已经放学，几个家在附近的孩子正在旁边玩。孩子们“呼啦啦来了一堆”，“像看宠物一样”看着这个剃寸头的年轻人。有的孩子还跑过来问他，“老师你叫什么啊”，“是哪里人啊”。他一下就感到了孩子们的热情。

　　但紧接着，他就体会到了这所乡村小学处境之艰难。

　　学校只有3名教师，都是快要到退休年纪的老教师，学生呢，只有38个，同样是处于教师严重超编、却又严重缺人的状态。学生在这里只能读到4年级，再想往上读，就得去别的村更远一点的小学。这所学校以前有5年级，后来撤掉了。

　　“学校里连国旗都没有。”王晓飞感慨。他还注意到，邻村一所小学倒是有国旗，却破破烂烂的，甚至缺了一角。

　　在贵州龙里县某乡村小学支教的杨老师，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学校里算上支教老师一共有10名老师，要负责5个年级170多个孩子。

　　他的学生大都是留守儿童，有些孩子嘴里总嚷嚷着将来也要出去，像父母一样，到大城市去打工。

　　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选择把孩子接到打工所在地去当流动儿童，学校里的学生慢慢在减少，按照师生比的要求，教师的“超编”程度越来越严重。

　　但教学任务并没有因此减少。杨老师一个人带着二年级的语文课、三年级的音乐课、四年级的综合课，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21点多。

　　“农村义务教育的结构性超编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的，”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刘明兴教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农村教师会争取向城市调动，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这个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很难解决。”

　　在前些年的全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大量的小规模学校被撤并。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背景下，城镇里的学校班级扩大，而农村学校的规模逐渐缩小。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