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一方面是学校减负后的轻松自如,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的热火朝天。体制内的素质教育与体制外的应试教育离奇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城市教育最熟悉的图景。
小升初取消了,中考名额分配了,优质教育扩大了,均衡教育推进了,为什么学习压力丝毫不减?为什么校外培训愈加火爆,甚至“一座难求”?
追问一: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何与现实背道而驰
初冬,入夜,雾霾。
3个小时的补习结束,大厦楼前人们进进出出。
无论天气如何,刘女士都已经习惯了每个周末陪孩子到培训机构学习。细数,已经一年有余。近在眼前的水果摊位灯火通明。课后,她总会到那里买些水果给孩子。她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滋味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苦,也可以甜。
报道《疯狂的学而思》将偌大的教育培训市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持续在网上发酵。在刘女士看来,一次次报道之后,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轻。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培训班里“泡”大的一代,躲也躲不开,减负风暴过后,一切如初。
一边是无法避免的无奈,一边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前段时间,培训机构推出“双十一”寒春联报优惠活动,刘女士果断刷卡,课程学习还要继续下去。
“只顾校园减负,而不管学生整体减负的减负政策是鸵鸟政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发禁令容易,把责任推给培训机构和家长也容易,但这无益于解决问题。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中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不变,要想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很难做到的——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减负令,减少考试、减少作业,可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离开校园的学生会一头扎进校外培训班。这不但没有真正减轻学生压力,还会增加家庭的焦虑和负担。
“目前,中国家庭教育在为竞争而学,还不允许失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如是理解,在这场竞争中,教育被彻底异化了,教育变成了家庭财产、家庭地位的保障。
追问二:学校课程能否满足孩子需要
“学高就低”是刘女士送孩子到培训班后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学过机构里难的内容,学校的就不在话下。”
在刘女士看来,因为减负,在校时间缩减,学习方面基础训练肯定不够。无论是基础还是拓展,学校都无法满足,就只能靠家长,靠课外机构辅导。
上培训班,进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进而找到好工作——无数个家庭都在这条链条下开心、失落、彷徨、奔波、纠结……在培训机构里,通过比较记者发现,孩子们的童年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轻松。面对精神日益紧张的孩子,陪学的王先生不免忧虑: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在孩子心里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在热论培训班是是非非的过程中,被模糊的是义务教育的宗旨、公办学校的功能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责任,被架空的是儿童权益,被牺牲和被剥夺的是小学生的健康、娱乐、生存和发展权。
追问三:家长为何变成“虎妈”“狼爸”
“这样一路走过来,真不容易。”作家叶开慨叹,“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不报任何补习班,不参加任何辅导班,这样十年下来,身上的压力不可谓不大。看着同班同学都在父母的带领下,没有休止地奔走于各种课外班之间,我们只能佩服,也甘愿孩子在班上成绩中游。”
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接受采访的家长们表示,除非你有与大环境抗衡的勇气,或者你有能力去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教育道路,否则只能坦然面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去适应,去竞争,去更好地生存。
“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而今,在校园表面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刘云杉表示。
“只有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同时深入推进中高考录取制度改革,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给所有孩子良好的成长空间,也才能切实减轻家长的焦虑。那时,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也会从目前专注于学科培训(包括竞赛培训和考证、考级培训),走向真正的兴趣培训,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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