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招生会议）马上结束，赶快恢复高考！ | 刘道玉忆恢复高考高层决策

　　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蔡阳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刘道玉文字实录，采访整理：郭睿

　　恢复高考在当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凤凰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你作为亲历者，能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刘道玉：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高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恢复高考这个事件之所以影响重大，当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现在人都不知道，不以为然，恢复高考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如果弄不好的话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形势，华国锋还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仍然还在起作用。“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的坚持。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因为取消高考和实现16字的招生方针，是1971年全教会的文件决定的，经过党中央批准，毛主席圈阅的。因此这个事件等于是在毛主席头上动土。

　　当时两个凡是和两个基本估计（指的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编辑注）就像两个紧箍咒一样，束缚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紧箍咒，都不能动弹。

　　在这个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我当时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我跟党委书记说了，我是借调，我是不愿意当京官的，我很讨厌北京。谁知道我到教育部去一个月以后，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的司长，当时我领导的高等教育司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六个司，基本上有关高等教育的工作都归我管，因为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都不懂教育，更不懂高等教育，所以只要是高等教育工作都由我来负责。

　　上任伊始，我就把高等教育司的工作跟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结合起来，我身兼二职，作为高教司的司长、党组成员参加教育部的领导，又是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的组长。

　　“十六字”方针就是开后门的方针

　　凤凰历史：在教育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刘道玉：在这个形势下我的工作从何开始呢？就从调查研究开始。

　　我先后到了辽宁、天津、北京郊县做调查，当时革命委员会还没取消，各省市县都还是革命委员会，说明当时那个形势还是很严重的。当时顺义县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姓姜，姜子牙的姜，他一席话对我震撼很大。他说现在大学虽然开始招生了，但是我们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十六次方针说到底就是四个字的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自愿报名、群众推荐，这是一个幌子，学校复审也是走过场，关键问题就是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因此这十六次招生的工作方针就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是以权谋私的方针。只有恢复高考，我们工农子弟才能获得同等的考试权利。而且他说你不服气你去查一查，文革以前通过高考上大学的到底的是工人子弟多还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多，我回忆是的，我本身就是农村考上大学。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而且他说的很恳切，如果不推翻十六字招生，大学没有办法办，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权利。

　　这个发言让找到了高教司工作拨乱反正的突破口。高教司的工作负责高等学生的工作，招生计划、培养计划、培养目标都是我负责的。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方针，我们大学就没办法办，就没有办法保证教学质量，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这个事情都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

　　正好一个月以后邓小平复出了，他主动向中央请缨，抓教育、科技这两个重灾区。邓小平办公室通知教育部，准备开一个教育工作会议，科学院派17个专家，大学派16个专家参加，教育部的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有关的干部参加了。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方毅也参加了，70个人左右参加会议。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为什么选择四川厅呢？邓小平四川人，所以他有一个亲切感。会议8月4日正式开始，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启发下、引导下，会议还是踊跃发言。当时大家还是心有余悸，高举毛泽东无产阶级伟大旗帜继续革命，革命委员会都还在。开始还是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