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日程，进入分组审议阶段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不出意料成为委员们聚焦的热点。

　　如何优化国家财政教育资金支出结构？如何评估并提高资金投入的效率？如何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需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委员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后4%时代国家财政教育投入的质量和效益上。

　　资金流向应着眼投入短板

　　“学前教育投入只占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4.2%，我感觉非常低，职业教育的投入也太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坦言，在普职比1∶1的目标面前，6.2%的中职教育投入显然偏低。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庞丽娟认为，近年来，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能力不断提升，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和贡献功不可没。但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如何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在教育保障上切实做到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值得深思。“创新和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制度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仅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而且要突破传统思维，建立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制度，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求，加快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庞丽娟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关注到，现行财政体系对通过职业教育增加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的关注度仍不够。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吴正有认为，职业教育仍是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短板，在国家财政教育资金投入结构优化中应向职业教育倾斜，因为职业教育直接与就业相关且面临着起步晚、办学成本高等现实问题。

　　财政教育投入可加大人员经费支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发现，报告中提到，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56.8%是教师工资福利，比2012年提高了超过10%，但对于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有没有专项投入，报告没有提到。“相信应该是有的，只是投入较小，没有特别列出。”范徐丽泰委员认为，教师培训涉及教师软实力的提升，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教育财政投入方面见物不见人的状况要尽快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恒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使用中，更多倾向于硬件建设，而对“人”的投入不足。“财政教育资金的投入很有必要考虑加大对人员经费的支出，包括教师的工资福利，以及涉及教师发展的相关领域。”吴恒委员说。

　　庞丽娟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待遇问题仍是制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按照全国有330万名乡村教师的测算，如果将乡村教师2400元左右的平均月工资提高到接近5000元，就有更多人愿意到乡村教师岗位工作。“如果建立一个国家层面面向艰苦偏远乡村教师的岗位津贴制度，不仅有利于留住教师、盘活存量，而且有利于引导预期。”她坦言，目前在实际运行中，财政性教育投入更多还是随着工程和项目下去，要实现从硬件、设备投入到人的投入的转变，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各个部门的统筹协调。

　　加速激活社会资金投入教育领域

　　“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798亿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0.48%。2016年社会捐赠收入仅为81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0.2%，比2012年下降15.6%，社会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认为，如何提高社会资金投入教育的比例需要关注。

　　郑功成委员认为，这种情况说明教育经费投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如何真正把民办教育促进法落到实地，真正调动社会、市场资源投向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

　　“教育要发展，教育的投入必须稳定增长。这方面财政的投入要挑大梁，发挥主体作用，这是明确的。但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也是解决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进一步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罗清泉认为，社会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社会资本办教育的潜力是巨大的，应该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本投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