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诸多省份陆续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正所谓人民有呼声，政府有回应，这次高考改革本身就是对民众要求高考更公平、更公开、更合理呼声的回应。改革不易，改革者更难。站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当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高考改革的勇气，改革所取得哪怕是一丁点进步都值得褒扬和呵护，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应给予理解和宽容。

　　当然，高考关乎千家万户，作为指挥棒，其强大的引导力波及和影响面极广，哪怕是再细小的变动也关系千万人的切身利益，为了让高考改革更顺畅更稳健，笔者认为，改革应注重以下几个原则。

　　注重连续性和稳定性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为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正向激励作用有目共睹。高考改革，首先应该确保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改革的最高原则，其次才是努力实现最好的目标。

　　很多人将高考和古代的科举类比，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三项意义：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与政治;消融社会阶级;促进政治统一。这其中的每一项意义对于今天都同样适用。高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选拔人才这么简单，它是社会稳定的利器，是消融社会阶级，避免两极分化的防火墙。基于这些意义，高考改革应立足于肯定和完善高考而不是推翻和取消高考。

　　笔者认为，要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改革，那些能改能不改的就不要改，只有那些经过充分的实践检验，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内容才能采用，否则宁可不改。改革万不能有政绩心理，要保持高考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改革不能承载太多

　　高考最重要的目的是选拔人才。在这个目的之外，高考可以影响学校教学，可以作用人才评价，还可以引导社会风气。但不管其他目的有多少，都不能影响选拔人才的首要目的。

　　要选拔人才，评价标准就要尽可能简单明了，不能附加太多内容，更不能“夹带私货”。比如，高考加分，其初衷是为了褒奖或提倡某种行为或成绩，比如奖励烈士子女，奖励竞赛获奖者，这些加分项目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引导和鼓励，比如各校已有的自主招生、保送、特长等方式，没有必要分统一录取的羹。在这一轮的高考改革中，原来形式多样的加分得到了很大清理，这是为高考减负的举措，也是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性的具体行动。

　　高考一定要经济，不能造成过多的社会和家庭负担。一张卷一支笔的方式是最经济的，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出比它更高效的办法。大学录取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也是长时间探索的结果，是在无数的方案中找到的相对公平有效的方式。考试肯定有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如此大量的人进行评价，就不能采取过于复杂的方式。评价方式越复杂，灰色地带就越大，也会增强评价的社会成本。目前每年的高考，就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动员，各地的教育、公安、工商、城管、卫生、通信等部门的人员参与，社会成本不可谓不大。任何一项改革都要考虑社会成本，花更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收益才是最佳的选择。

　　寻求最大公约数

　　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孩子，改革过程中必须从最大多数考生的利益出发，寻找高考方案的最大公约数。

　　改革应试点先行，不预设目标，允许失败。这一轮的高考改革，国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采取逐步试点的方式，第一批在上海、浙江试点，第二批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地试点，这样做是稳妥的。特别是这次高考改革坚持“三年早知道”“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即高中生一入学时就被告知三年后的改革内容，而不是针对已在校的学生。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同时，高考改革应允许试错，要允许高考改革出现暂时的偏差。没有任何一项改革能够确保一定能成功。如果实践证明尚不完善，还要硬推，这才是更大的灾难。哪怕试点地区的高考改革遭遇挫折，也有其价值，至少是用实践检验了一条路径可行与否。

　　高考是单一的，又不是单一的。单一的是因为高考不能承受太多额外的负担，要确保高考选拔人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是因为高考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高考不单单是高考本身。高考改革只有坚持变革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坚持人才选拔的首要目的，坚持需求最大公约数的原则，才能实现最好的高考，完成成功的改革。

　　(作者：赵国伟 单位：北京市教工委宣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