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价选拔制度更迭演变背后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因素分析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政治、经济、文化（含教育、技术）等子系统构成。任何一种社会行为、社会活动，都属于社会大系统，其产生、演变都会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因素的驱动和制约。评价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汉代的察举，经由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最终转型为科举，其驱动因素最直接的是政治因素，深层次上与文化因素有关，而经济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与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形态变化迟缓有关）。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高考招生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政治因素仍然发挥非常强大的、显著的作用，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因素则在深层次上影响、制约着高考招生改革。此外，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操作管理因素(制度设计是否简明、操作管理是否简便易行）在评价和选拔模式、制度的设计、选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因素长期扮演配角，但在当下则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迹象，未来将上升为决定性因素。

　　1. 从汉代察举到科举，从综合评价到统考评价（分数评价），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

　　经春秋战国的群雄割据后，秦国一统寰宇，确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基本格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治理国家的基本学说，实行高压残暴的统治政策，不过“二世而亡”。汉朝确立了“仁者爱人”、宽严相济的儒学作为治国学说，为中央集权的骨骼找到了灵魂。但是儒家学说要靠人去推行去实施。汉朝实行察举，地方推荐和中央考试相结合，一开始地方官员能认真推荐，“选贤与能”，但法久生弊，地方官员在推荐过程中营私舞弊，举“亲”而不举“贤”。至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最终为世家大族把持垄断，异化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和全社会的不思进取，朝廷的权威被架空。经过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实践检验，至南北朝后期和隋唐，君王从选拔实用人才的需要出发，终于通过对综合评价多种要素的去芜存菁、做减法，发明了“科举”制度，为国家机器的骨骼输入了新鲜血液，沟通了朝廷和各级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了最高管理阶层对官员队伍建设的绝对领导。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体制的骨骼、以“仁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灵魂和既开放又客观的科举选官制度的血液兼信息系统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制度，最终完成了国家建构。

　　2. 科举最终被废止，教育和文化因素是重要原因。

　　文化的最深层次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

　　思维方式；教育既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过程，也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传承、改进过程。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正面、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为三个方面：（1）民主、平等的精神。科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才、官员评价的单一、刚性和客观的标准，排除了家族、血统、财富、官阶、地位等非本人素质因素的前提性限制和人情请托等主观因素、犯规舞弊等非常因素的干扰，体现了知识和能力至上的人才评价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政府取士大门向社会开放、机会均等、英雄不问出身的民主选拔观，展示了海纳百川的政治气度。（2）国家意识。科举考试标准的统一、时间的统一、考试组织形式的统一，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养成。（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通过显性育德和隐性育德的多种途径，在客观上促进社会形成“唯才是举”“努力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好学重教向善的良好氛围。同时，科举选官制度总体上产生了“以考促学”功能，促进了学校教育和自学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教育和文化的负面作用也客观存在：（1）压抑创新精神。科举考试的内容高度统一、一致，一切以四书五经为圭臬，死记硬背，士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习惯于我注六经，不敢六经注我，形成了对经典的依赖，在强化求同思维的同时压抑了士人的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不利于个性发展。（2）远离生活实践。科举考试因为是选官考试，故以经学科目为主要（隋唐宋）甚至唯一（明清）的科目。由于在科目设置和考试方式上重道轻术、重书本轻实践，客观上引导士人从书本到书本，远离生活实践，失去了创新精神的动力和源泉。（3）引发应试投机行为。由于科举考试的性质是选拔官员（或候补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瞬间逆袭效应和高利害性，引发了士人的功利性追逐，也引发了民间的培训逐利行为，形成了应试教育的传统。明清两代社会上猜题押宝、坊间刻抄复习资料泛滥等现象愈演愈烈，严重损害考试选拔的公平和效益，针对这一现象，组织者不断提升试题的难度、不断创新题型，以此提升考试的区分度，以至于在明清期间发展出八股文这种专门用于考试的奇葩文体，由于八股文过于追求形式上的难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把莘莘学子的大好年华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形式的追求中，走火入魔，造成了严重的非效率。（4）异化考试与教育的关系。科举考试作为选官考试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从而使它凌驾于教育之上，在促进士人勤奋读书从而促进教育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异化。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助学教育，成为考试的附庸。应试成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甚至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西方各国经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技术开始腾飞的时候，清朝的学校教育仍然以科举考试的经学科目为教育内容。这是导致清代中国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科举自身被废的最重要原因。

　　3.在高考招生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教育、技

　　术、文化等各种因素都发挥作用，教育、文化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凸显出来。

　　建国以后，高校招生模式最终定型为统一考试招生，这里有

　　这种高度统一的选拔模式和我国统一的国家管理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因素，有1300余年科举统一考试形式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里积淀的因素，有文化基因文化惯性的因素，也有统一招生设计简明、操作简便、高效快捷的操作管理因素。

　　经济因素对高考招生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高校招生的科目设置、专业设置和人数安排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招生模式的出现与经济建设的需求有关；以国家投入和个人缴纳学费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的确立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此外产业结构转型迫切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是对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也是对高考突出创新素质考核的强大推动力。

　　与古代察举、科举沿革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不同，教育因素成为恢复高考后驱动高考改革的主要因素。建国后高考一方面承担为国家建设选拔后备干部（学生毕业后即成为国家干部）的责任，一方面是为高等教育选拔新生的制度，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高考既是政治行为也是教育行为。恢复高考后随着收费入学的实施和就业制度的改革，随着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高考的教育属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在一系列改革中，更强调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更强调尊重教育自身规律，教育因素成为高考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利于推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成为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扩大高校的选择权、发挥中学在评价中的作用、在统一招生外开辟多元选拔途径等改革举措，都是为了调谐考试规律和教学规律的关系，使高考为全面发展、为素质教育服务。

　　但高考终归不只是一种教育行为，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对考试和教育的关系、对应试教育的成因、对素质教育的实施条件的深入研究表明，考试和应试教育的关系非常复杂。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由科举制度所强化的考试公平理念的积淀，使社会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诉求非常强烈。建国以后包括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高考试图改变单一统考招生形式，朝着综合评价、全面发展的方向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什么会中止、取消，就是因为受到了公众对这些改革举措能否保证公平公正的担心的影响；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强烈的国际竞争，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单一统考对青年学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对创新能力的压抑，越来越为有识之士和决策层所意识，“钱学森之问”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因此，突破教育的范围，深入文化的内核—价值观、思维方式层面来认识高考制度、驱动高考改革，成为新世纪高考改革的重要特征。

　　技术因素在高考改革中的作用呈现从后台慢慢走到前台的趋势：光电阅读器的使用促成了客观题的大量使用；网上阅卷提升了主观题评阅的准确性；计算机网络远程录取系统的使用，既大幅度节约了招生工作的成本，也有利于排除主观因素对招生工作的干扰；高考远程监控系统、高校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技术的普遍使用，有效保证了大规模考试和小范围面试的公正公平。这些因素对高考改革的作用往往是隐性的，同时也是巨大的。不远的将来，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推动网络考试形式的采用，从而使自适应考试、多次考试、学校和学生一对一的考试等成为现实，进而对评价选拔方式和制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