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体报道，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在平安夜集体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要求学生不盲目崇洋媚外，封校禁过圣诞。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在其官网首页刊文《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文中称，惨剧正是在看似正常的时尚的节日狂欢中发生。“青年人已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

　　“圣诞风波”尚未散尽，一篇措辞诡异的网文，又将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推回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该文中，外滩踩踏事故，竟被校方当成 “自我正名”的绝佳力证。如此这般，冰冷几乎到“幸灾乐祸”的话语方式，注定难逃各方责难……把“灾难”当成借题发挥的素材，用来论证些未必可靠的结论。这种种做派，已然背离了我们面对“悲剧”时，至少所应怀有的敬畏、审慎与同理心。无论如何，公共论辩的成败计较，永远不应超越于，对底线伦理规则的捍卫。

　　那场围绕圣诞封校的争吵，显然还郁结在当事人心底。于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借“外滩踩踏惨剧”为据，意图向众多“异议者”反戈一击。可谁都知道，所谓“节日踩踏惨剧，证明我院节日管理无比正确”一说，天然存在着严重的逻辑谬误：一方面，其涉嫌偷换概念。故意将侵犯权利、限制自由的粗暴行径，与针对群体集会的正常管理等而视之；另一方面，则是诉诸于“轶事证据”。也即用个人经验或者单独事例，来取代逻辑论述或者有力证据。

　　所以，从逻辑角度看，现代学院的反辩，简直不值一驳。真正值得关注的，反倒是此一举动本身。可以想见的是，当初围绕“圣诞封校”的舆论声讨，并未让该院管理者真正信服。不愿理亏的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找机会、伺机反击？于是乎，纵使是踩踏惨剧，也当然可以被用作“争吵”之用。凡此种种，无疑说明当事人毫无“败者服从”的价值操守。其宁愿举例失当、蹩脚狡辩，也不愿认同对方、修正自我，从而平息一场本就是非立断的争辩。

　　对于“吵架获胜”的执念，俨然成了西北学院院方的心结。久而久之，越陷越深、越发无所顾忌，乃至最终无所不用其极。而至于其后果，也已经一目了然——当事学院，不仅未曾摆脱保守、倒退的负面形象，甚至还被贴上了诸如冷血、残酷等等的“不道德”标签。就此，一场由文化议题引发的讨论，遗憾演变成了伦理范畴的讨伐。在情感转移效应的作用下，公众更是在不经意间，把源于踩踏事故的悲愤情绪，转嫁到了对西北学院决策者的抨击之中。

　　当我们失去了动机的纯粹、内心的同情以及话语的克制，我们便失去了从容谈论灾难的资格。外滩踩踏事故，不能证明某某学院管理方法正确；而只能证明，上海当地管理方法不正确。这原本是再明显不过的因果论，却因为一些狭隘的算计，而被人为地扰乱和误导。有赖于公众发声，一切是非对错，才又一次得以厘清并获得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