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每天咨询自主招生的电话接连不断。“你们5％的名额是怎么定的？”“是不是不用经过考试，学校自己可以决定要哪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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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教育部宣布22所高校为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后，很多学校的招办电话与政法大学一样，成了热得不能再热的热线。“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招生原则。”一些学校先后给媒体打来电话，还把自主招生准则上了网。

　　谁会成为5％

　　所谓自主选拔录取，顾名思义，就是高校有权自主决定招收学生。同样，高校也有权力划定自己的招生范围，不是所有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能成为5％。中国政法大学要求，选拔对象必须出自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范围缩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学。同样，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用足5％的名额，比如北京大学只用了2％的指标，约50人；而中国政法大学决定自主招生60人，占3％。

　　从各校已经公开的自主招生准则看，“德智体美”依然是主要考核指标，不过分别被各校细化，或是加上各自独特的选人标准。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才观就是：政治思想方面突出，某一学科成绩突出，具有创新能力、文艺特长、体育特长，并分别达到学校的规定。

　　北京大学则将自主招生的生源条件划定为5种类型：学习综合成绩特别突出者；具有超常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优异成绩者；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者；思想道德品质有优秀表现者；其他具有特殊才能者。与中国政法大学相比，北京大学多了一条“其他具有特殊才能者”，为不在一般才能考核范围内的优秀学生留了一条退路。

　　清华大学没有这样细化，它规定一个大纲，即学校招生实行“以文化课考试为主，多元化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经清华指定的中学推荐，并由清华考核测试后，可认定为“自主选拔录取”的认定人选。实际上，在今年的自主招生选拔工作中，清华大学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冬令营活动，已对考生进行了各种测试，并在统筹考虑测试成绩的基础上，初步认定了150名学生作为自主招生的后备人选。

　　复旦大学则把指标留给3类人：一是能够体现学校特色专业的特长生，主要指没有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途径展示自己才华的文科生；二是综合表现优秀的尖子生，主要指那些在成绩、能力等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优秀学生；三是传统眼光中所谓的“偏才”、“怪才”等。

　　大学信誓旦旦保证“三公”

　　招生学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近几年，保送生丑闻、特长生丑闻、高考舞弊丑闻频繁见诸报端，学校的诚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保送生招生名额被压缩80％，“三好生”加分被取消，高校招生“自主调配指标”在一些地方被取消。现在，教育部门又授予一批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这一权力会不会再度被滥用？“很多人把自主选拔录取误解为自由招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处长张奇向记者澄清了这个概念：后者是学校权大无边，完全由它说了算；而前者则是在刚性条件和严格秩序的监督下，学校只是具体执行者。

　　作为第一批试点院校，各学校非常谨慎，生怕权力运用不当而影响学校声誉。为此，许多学校制定了严密的招生程序，并将有关监督规则放入了招生规章之内。

　　北京大学要求，在学生志愿填写推荐表得到校方认可之后，专家进行初审确定候选人，并对候选人进行文化课考核。合格后，专家组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候选人答辩。最后，入围人选将在其所在的中学进行公示。

　　中国政法大学同样有一套严格的招生程序：在招生透明化的同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以及社会、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中学、学生和学校招生工作人员，一经查实，将分别取消中学推荐学生资格，取消学生录取资格，由纪检监察部门根据情节对招生工作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清华大学规定，如有推荐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学生的认定资格和该生所在中学3年的推荐资格。

　　“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

　　尽管很多学校都保证力争做到“三公”，但很多教育界人士仍然提出质疑。

　　“这是好事。”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负责人表示。从中学角度而言，这种选拔方式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每年都有很多学生，或是因为几分之差，或者在高考科目之外取得的成绩得不到认可，结果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学习。比如，同样是奥林匹克竞赛，生物竞赛获奖得不到大学保送资格，导致很多学生不愿学习生物。

　　但这位负责人还是有疑问。他以“小学升初中”为例，当初北京市规定电脑派位，本意是要保证教育公平，最后电脑派位剩下的都是一些没有后门的学生，有能力的家长早已把孩子活动到别的学校。再以特长生为例：某年迎春杯的比赛，从个人赛改为小组赛，只要小组里面有一个尖子生，其他学生就都跟着一起享受荣誉，导致那年的一等奖泛滥，原本二等奖就可以当特长生，可这所重点学校连一等奖的学生都没能接收完。

　　北京曾经有几所高中实行提前招生。校方力争做到透明公正：考卷由外地出题，校内老师均不知题；公布考试成绩，按照成绩高低录取学生。即便是这样，也难免出现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加分。一位家长曾经给学校打电话：一个学生几个月前还是汉族，考试时怎么就成了少数民族？

　　“高校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肯定会力争公平。”这位高中负责人并不怀疑这一点。他说，每个好大学都会爱惜自己的声誉，可他们能抵挡得住下面的弄虚作假吗？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研究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呼吁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但是现在他却认为：“当前对高校招生而言，保持公正、清除腐败的问题比扩大自主权更为重要，就像南水北调一样，先治污、后引水；否则，是没有意义的。”他建议扩大招生自主权应该缓行。

　　杨东平举例说，高校曾经有2％的自主调配指标，这2％的指标带来了不少争议。有的省曾经以取消2％的行动代表反腐决心。“在目前社会风气、道德标准和学校管理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扩大自主招生权力就意味着扩大腐败。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分数还是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他说。

　　“三公”为什么在国外不是问题

　　对国外许多大学而言，分数只是衡量学生入学的一个指标，却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以美国大学为例，除SAT成绩（SAT考试原本的设置宗旨是对申请者的学业知识以及逻辑推理能力进行测验。半个世纪以来，这项考试在美国一直都作为美国大学入学选拔制度的中心项目）以外，还包括：是否当过学生会主席、是否得过文体比赛名次、是否在著名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是否当过义工、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教师校长推荐等表明个人能力的因素，以及杰出体育才能、少数民族、当地居民、父母是校友等非学术性因素。

　　对美国高校而言，“特长因素”加学术因素，是考察学生的综合指标。这一指标在美国已经执行多年，却很少引起非议。美国的高校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晓阳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他曾经与别人合作，专门写过一篇比较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招生制度的论文。

　　王晓阳副教授介绍，相比而言，美国的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的申请者在确定自己希望所上的大学之后，直接申请入学。中学以及地方的教育官员不介入招生过程。加州大学的招生官员参照多种材料，例如高中成绩、个人自述、推荐信等来评价学生，在选拔学生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加州大学目前似乎倾向于更加减少考试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

　　对国外大学而言，长期招生已经形成一套信用体系。学校想要最好的学生，不会因后门而录取差生。王晓阳副教授介绍，如果有照顾，学校也会大大方方地说明录取的原因，比如说通过录取名人的子弟等方式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但这部分比例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前几年，曾经有记者假扮家长，以捐钱为名要求剑桥大学录取自己的孩子。此事被媒体披露后，校方对有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国内高校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高校在拥有招生自主权的同时，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保证自主选拔的公平公正，无疑需要高校自身加强制度建设和增加自律意识，但仅仅靠高校信守诚诺还远远不够，公正公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宗俊峰说。

　　宗俊峰直言，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考生和考生所在的中学以及高校，都将面临考验。中学能否客观地将学生推荐给高校、学生能否切实履行自己的诺言、高校能否客观公正地选拔优秀学生，都涉及到个人或单位的诚信度。“应该加强后期追踪和调研，逐渐建立起一套信用体系。这对高校自主招生工作长期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宗主任说。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