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

　　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我们的论文，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大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

　　“无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女入大学

　　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梁晨等撰写的这篇研究报告，源于一个这样的机会：2003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电子数据库，两校数据库一共有约15万名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其中，北大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苏州大学有86393个个案。这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两校1952年至2002年间的数据。不过，两校的学籍材料各有缺失，少数年份的数据付之阙如。

　　33岁的梁晨，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这个选题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通观全篇报告，记者发现，作者确实并非批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相反，文章在开篇就表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与其无缘。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学生中占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学生中成为多数。

　　报告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这一论断，也是报告标题“无声的革命”的由来。

　　报告还称，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作者在结论中甚至认为，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改变，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美国在促进生源多元化方面与中国比尚有差距”。

　　所以，这篇研究报告确实不是像有关媒体所称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而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到21世纪初之间，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上做的基于实证研究的辩护。

　　那该如何理解报告中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等表述呢？何况，报告中还称，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从数据上加以比较，似乎正印证了农家子弟上名校难、社会上层家庭子女越来越挤占精英教育资源，作者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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