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号，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只有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称封弥，元朝以后叫弥封，明清一直沿用此法，直至科举结束。

　　宋朝时期，曾经有人击登闻鼓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后来，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从此，糊名之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成了古代“高考”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但是，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拥护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别的不说，就拿宋代来说吧，拥护的人有包拯、欧阳修等，反对的人有范仲淹、苏颂等，他们各执一词，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等等。其实，不管反对的人如何攻击，事实证明，密封试卷是古今“高考”最公平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

　　这里仅举两个古人笔记中记载的事例，来说明密封试卷在“高考”中的必要性。还拿宋代来说事吧，一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事例，另一个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的事例。

　　宋仁宗时，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非常有才气但又非常自负，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十分不平。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后，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在感谢信中，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从此衔恨在心。

　　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立即将其淘汰掉了。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

　　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认定有份卷子是李廌的试卷，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是必吾李廌也。”并将其设法定为了第一名。可等拆号一看，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成了第一名，李廌却名落孙山。

　　那既然密封试卷对“高考”如此之公平，范仲淹、苏颂等又为什么反对呢?他们的观点如出一辙，那就是“高考”试卷密封只看试卷优劣不看平时德才，这与如今一些人的观点又何等相似呀。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手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要想维护“至公”的“高考”手段，“高考”试卷密封，依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