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的某艺术学校，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孩群殴另一位女同学，还拿凉水浇，造成其心理出现问题。最终，学校把带头打人的13岁孩子开除了。

　　“她们可是学习艺术的啊!我也很揪心，这么小的孩子到社会上能干什么?”全国政协委员侯露，是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此事曾让她一度很痛心，便现场给法律专家讲述了这一案例。

　　近日，在共青团中央大楼内，由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部牵头的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论证会暨团中央议案建议提案办理答复会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20多人围坐在一起热烈讨论，说问题、讲真话，共同为如何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出谋划策。

　　声音：有人大代表呼吁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侯露很较真，专门找到学校老师，了解到打人的孩子平时学习很认真，在之前没有一点征兆，来自离异家庭。“就连她的老师也哭了两天两夜，要知道选拔一名学戏的人才有多难，才13岁就制造了这样一起悲剧。”她说起这事儿时有些激动。

　　校园暴力该如何预防?侯露发现了一个悖论：公安部门推到学校，学校推给了家庭，家庭推给了老师，老师推给了学生自己。她提出：“要知道这些孩子就是不懂，他们要懂了就不会这样做了。”

　　侯露直言：“很多父母教育不当，就会埋下隐患，孩子早晚会出事，不在学校出事也会在单位出事。”

　　她认为，比如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时，应该把对校园暴力的预防纳入教育范畴。“我们是不是对校园暴力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法?管住这个事。”她提出建议。

　　法学专家、坐在对面的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姚建龙回应：“针对校园欺凌进行专项立法是很多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论是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还是专门法律的形式，我国确实也可以考虑。”

　　刘宏艳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辽宁省北票市的一名高中教师：“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越来越小，犯罪的群体和规模不断地扩大。”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刘宏艳建议把这一条修改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要充分地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文化教育为主，劳动教育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我国法律规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近年来，一直有社会舆论呼吁降低这一年龄，刘宏艳也不例外。“这种标准没法约束一些犯罪。”刘宏艳给出理由。

　　支持：引入“恶意补足年龄”来震慑这些孩子

　　刘宏艳的观点，得到了坐在身边的王家娟老师的支持。王家娟是全国人大代表，是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位高中老师，已经当了26年的班主任。

　　在普法的时候，王家娟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你做错了事该怎么办?”“找我爸，找我妈摆平。”有孩子回答，这让她有些失望。

　　从2013年开始，王家娟一直关注青少年犯罪情况。她举例，在一个学校，有学生组织成“青龙帮”“虎头会”的“帮派”，成员基本上是富二代。一次，“青龙帮”成员到“虎头会”成员的寝室，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学校了解情况，学校却回答“没事，学生就破了点皮”。学校也没有给公安机关报案，双方就私了了。

　　“媒体每年报道校园欺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有26年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还屡屡受到侵害?就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个‘软法’，只有修《刑法》才能硬起来。”带着东北口音的王家娟说出自己的观点。

　　“我今年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她给出的理由是：“(很多孩子认为)我是未成年人，你能把我怎么的?对他们从轻处罚甚至是免责，就等同放纵他们犯罪。”

　　《刑法》第十七条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王家娟提出建议，对于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在这个年龄范围内累犯的话，应该取消刑事豁免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一种观点是“恶意补足年龄”。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于10岁和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人制定了特殊规则。这些人年龄小，被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是，如果证明某个儿童“对危害行为有辨别能力”，即了解行为是错误却还有意为之，就可反驳这一推定，属于“恶意补足年龄”。

　　王家娟进一步建议，有一些案件性质非常轻微，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可以采用不起诉的方式。未成年人保护，不应该盲目地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对特别恶意的犯罪采用“恶意补足年龄”，震慑住这些孩子。

　　反对：不降低“刑责年龄”不等于“放羊”

　　“我理解大家降低刑事犯罪年龄的心情，看到个案我们会有情绪，但是立法还是要理性。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英辉回应这个问题，他并不主张降低14周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

　　宋英辉直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数还是由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如果这些孩子换一个环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随意降低年龄，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让未成年人自己承担就有点不公平了。

　　从医学角度，他也给出理由，有大量的医学证明，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26岁之间，所以未成年人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样，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另外，他的认知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加重刑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最担心，未成年人出现问题之后，社会对他们的干预方式是非专业的，简单用处罚方式对待这些孩子，他们的人格形成、再融入社会和正常人际关系交往都可能会形成障碍，甚至会形成反社会的倾向。

　　“社会为此付出的后续代价会更多，所以各个国家不太强调简单的刑罚处罚!”他说。

　　有很多人关心，不降低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

　　“恰恰我们要补足这块儿，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给他定罪，不是不管他。”他认为，如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民众对降低责任年龄的呼声也不会这么高，管束的时间可以更长，比如定罪3年，管束时间可能达到5年或者6年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把他矫正好为止。

　　道理很简单，少年案件与成年人案件相比，处理起来的差别太大了。作为学者，宋英辉还注意到，有的犯罪小孩儿抓了放，放了抓，一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强调，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一定要专业，比如应探讨是否设立专门的少年警务机构。

　　宋英辉提出：“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少年警务，就像一个国家的医院没有儿科一样。”

　　他警告称，如果机构不专业，光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严重犯罪行为，办案效果有时候会相反。

　　宋英辉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北京的检察机关做了统计，在学校，违法犯罪的孩子劝退率在60%，劝退之后的复学率是23%。劝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学，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下去他们的重复犯罪率就会越高。要知道，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能一味把学生劝退或者开除，实在管不了的孩子，可以进入专门学校或者其他机构，但不能轻易推到社会上，一推了之。

　　对待“熊孩子”不怕有争议就怕太大意

　　在现场，一位主张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专家开玩笑称：有网友“威胁”，要给他派一位不满14周岁的“刺客”，以此警告这位专家的“危险”观点。与会人员听完都笑了，原本严肃的会场一下子变得热闹。

　　要不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毫无疑问，争论很大。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要!如今孩子越来越成熟，犯罪手段越来越恶劣。但专家的观点普遍认为，不要!犯罪的孩子受到环境影响太大，换个环境也许就是好孩子，不能把责任推给未成年人来承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者自有判断。

　　正如一句话，真理越辩越明。只听一家之言，单一的信息源屏蔽了其他的信息，就像我们看媒体报道的时候，总能见到某某人举出个案，说明未成年人犯罪率之高、之恶劣，就以此论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一降了之，看似很解气，貌似也很有效，实际上很粗暴。道理很简单，如果世界上都能以暴制暴的话，早就天下太平了。

　　有时候，专家观点看似会不接地气，但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上，我们无需着急“反智”。毕竟，对待未成年人，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有教育问题，惩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终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当然，须清醒，教育好这些“熊孩子”，没那么简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为他们的年龄还小。

　　值得警惕的是，在教育问题上，家长和社会总是喜欢“末端管理”，孩子出问题了，我们才考虑如何给孩子“扳过来”。法律制裁对成人都不一定有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更有可能是“水土不服”。

　　让“熊孩子”改邪归正，一方面要根治“心魔”，毕竟有的孩子成长环境不佳，甚至矫正时需要给予其心理辅导;另一方面，还要让这些孩子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才是矫正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能预防他们成为“熊孩子”才更有意义。个体“亡羊补牢”需要付出沉重的人生代价，也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表现。

　　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第一部刑法典，其中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经过百年的发展，提高到现在的14岁。这一年龄的从低到高，本身就是人权进步的表现。如果再回头，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知史鉴今，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孩子的问题，我们还要多一点耐心，不怕有争议，就怕太大意;不怕很细致，就怕大而化之。当然，我们无需悲观，这样的争议不是坏事，说明社会参与度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