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湘凡读了有关杨元元的报道，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是一个伪命题，我只是像杨元元一样的千百万弱势群体中有抗争精神但无力回天的一个缩影。”

　　杨元元，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贫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活。曹湘凡看着报道，悲从中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只是比她坚强一点，没有自杀。”

　　也许是受杨元元经历的触动，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他悲观的一面。几天前，他还认为自己不是悲剧人物，也非高考失败的个案。

　　这是我第二次采写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们偶有联系。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一个“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处打工，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梦想促使他为进大学历尽艰辛苦斗了漫长的岁月，也导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独居长沙，妻子远在深圳，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渐渐长大，没有父母之爱的陪伴。

　　我几次善意地提醒过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我发现，这种现实的观点在他的理想面前显得很无力，也很难被曹湘凡接受。因为他的内心认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人，就没有地位就“人微言轻”，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如今，马上要大专毕业，他希望“多年的媳妇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问他：“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的退路是：做一辈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临的尴尬处境：学历不够，年龄过大，因此，才把就业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的报道之上。在一个为选材设定了学历层次和年龄限制的社会，这是一个略显天真而又无奈的举措。

　　但就业观念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和反应，朝夕之间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圆梦”的难度很大。尽管，他比许多大学生更有见识和意志。

　　我当然不会去指责曹湘凡有点“偏执”、太不理性，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家庭观。对这样一位坚定的追梦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适的归属，感受到社会的理解、包容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