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办公室里，曾经有两麻袋贫困大学生的信”

    历史镜头

    今年春节前夕，主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终于下决心将办公室里两麻袋贫困大学生的信彻底清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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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相当重感情的张保庆来讲，这些沉甸甸的信多多少少还是让他有点留恋，因为这是一段艰难历史的见证：自1998年酝酿创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直到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二十封贫困大学生直接寄给他本人的来信。有时间的时候，他会选择晚上坐在灯下阅读、批复。信中那些悲伤的故事和无奈的求助，常常让他落泪、叹惜，甚至愤怒，以至于夜不能寐。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处理这些信也意味着某个阶段的结束：经过6年不间断地努力、坚持；再努力，再坚持，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实现重大突破。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些贫困大学生的支持，他们曾经在信中反映的种种意见和建议都在经过改进和完善后的新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此，张保庆感到一些慰藉，在新世纪里，应当尽量避免人治的方式，而代之以制度的创立和创新。

    1999年正式推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以来，其间经历了多少曲曲折折、起起伏伏，贫困生出身的张保庆为此甚至在公开场合流了几次泪，但如今，张保庆说话的语调、表情比往常似乎舒展了许多。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实现重大突破，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政策、机制，我们已经看清方向和曙光啦！”

    “一定要带着感情来做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工作”

    历史镜头

    2004年10月，北京中华世纪坛，中国教育电视台“和贫困大学生零距离诠释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演播现场。

    当中国农业大学一位来自辽宁的女大学生讲述，高二那年因家境贫困，母亲为了让自己上学，不得不偷偷卖掉了惟一的戒指，父亲为了节省1元钱的车费，每天不得不跑几十里山路的情况时，在场200名贫困大学生代表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保庆副部长眼圈也红了，他几次用手指把泪珠轻轻地拭去。

    记者手记

    情不自禁地和200名贫困大学生一同落泪，在张保庆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淌。

    2002年教师节这天，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题为《田老师》的文章，全文约6000多字，作者署名为：抱清。

    可能没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就是张保庆。当时，他突闻老师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闭门含泪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文中记述其高中班主任田老师帮助他走出困境、完成学业的一段经历特别感人。

    1961年，正在上高中的张保庆因为家境贫寒，时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严重的营养失调，使他患上了失眠症，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彻夜不眠，血压升高，记忆力衰退，身体一下子垮了。亲友见此，纷纷劝他退学。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班主任田老师坚决阻止了张保庆退学的决定，并提出自己每月资助张保庆8元钱，而田老师本人每月工资也只有56元，妻子有病，且无固定工作，还要养活老母和两个幼子。尽管张保庆坚决谢绝了田老师的资助，但此后，田老师每周三晚上总让他的小儿子给张保庆送来一个饭包，里面装有两个馒头和一碗交替用肉或鸡做成的荤菜。

    读了这篇文章，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张保庆常说的一些话：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帮他一把，很可能就会改变这个人一生的命运。现在的贫困大学生，该由谁来帮？当然应该是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帮助了这些贫困的大学生，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是会努力报答的。

    这种经历，这种认识，使得张保庆总是带着一种感情、一种情结、一种责任、一种党和政府化身的形象来力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的、接受教育层次最高的大学生反倒是一个最不讲信用的群体”

    历史镜头

    2002年9月的一天，教育部老办公楼405会议室。

    张保庆副部长把记者和本报另外一个年轻编委召去谈话。他没有坐下，一直站着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做新闻工作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当前主要的矛盾不是贫困大学生到期不还贷，而是根本拿不到助学贷款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记者手记

    惹得领导“发火”的原因是本报记者发了重庆、湖南几所大学的大学生到期不还款，缺乏诚信的报道。

    没有想到，一些积极性本来就不高的银行业务部门，拿着我们的报道，以大学生诚信度不高、贷款风险太大为理由，试图关上“助学贷款”的大门。

    “我去做过调查了，有些人夸大其词！”张保庆生气地说，“这几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大学生的诚信问题，而是贷款速度缓慢，贷款没有贷出去的问题，这是我的判断！”

    张保庆所持的依据是，贫困大学生的比例占大学生总数的20％左右，特别困难的大概在5％～10％，照这个比例计算，需要贷款的贫困生有240万人，需要贷出的资金应该在200多亿元，可是事实上，截至这年秋季开学前为止，全国总共才贷出去20亿元。而河北某大学一年才只有50个学生贷到了款。

    “我不排除确有少数人可能到时会赖账，要重视这个问题。但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的、接受教育层次最高的大学生反倒是一个最不讲信用的群体，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在和大学生们面对面的时候，张保庆总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听到说大学生不讲诚信的话，我总是很难受。一个人要自尊、自爱、自重。该贷款的你们理直气壮地贷，贷不到，可以找学校谈，有条件了，坚决按照合同办，不要采取错误的办法。”

    接受了一次批评，却让我们学到了一种正确把握政策全局、把握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

    “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非做到底不可，绝不能半途而废”

    历史镜头

    2003年冬，人民大会堂大厅。

    我把手头一份还没来得及打印的“黑头内参”交给张保庆。

    接过材料，张保庆虎着脸，一副随时可能大发雷霆的样子。

    “我知道，最近各个学校的助学贷款都遇到麻烦了，学生根本就见不到钱，北京都这样，外地的地方院校就更困难了。我要找国务院去，今天下午就去，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非做到底不可，绝不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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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秋季开学以后，助学贷款遭遇“寒冬”。

    按照头两年的惯例，每年秋季新生报到的日子，助学贷款随着也进入了高峰期，通常在10月底11月初，学生们就可以领到助学贷款。可本报记者发现，这一年，时至年末，多数学校的助学贷款还不见踪影。

    还有很多高校反映，从2002年开始，贷款发放速度明显放慢。某高校反映，02级新生在2002年9月申请的贷款，直到2003年3月才正式发下来。而同时申请贷款的另一所学校，直到2003年暑假才拿到贷款。

    另外一个信息也让高校感到紧张。开学以后，某银行北京分行的一家支行，曾召集在该行办理助学贷款业务的七八家高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解释今年的新政策：对于借款人违约比例达到20％、违约毕业生人数达到20人的高校，暂停办理助学贷款。

    如果按照这个政策，北京多数高校那年将没有资格申请贷款，就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得不暂停助学贷款业务。

    让部分高校感到窝囊的是，所谓的超过20％的违约率中，不少学生是属于逾期还款，欠银行的钱并不多。一位学校负责检查违约情况的负责人说，学生违约比例确实超过了20％，但多数学生只是晚了几天还款，而欠款的金额多则几元，少则几分钱。

    一方面是贫困大学生嗷嗷待哺，一方面是国家助学贷款迟迟下不来，继续拖下去，肯定会影响校园的稳定了。

    如此情况，张保庆当然心急如焚，他紧急向中央领导报告，找有关部门磋商。

    “如果一个政策搞了好几年，结果搞不下去，或者说不理想，那就迫使我们要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以后的日子，成了教育部和财政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亲密合作的日子，他们一同开了很多会，一同做了很多调研，对原来的助学贷款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

    2004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了四家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一个经过改进、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新机制，呈现在千万学子面前，并积极进入运转。

    张保庆常常念叨：我们老说政治思想工作要如何如何，如果连学生上学的困难都解决不了，政治思想工作还有什么用？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是关系到千千万万学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事情！

    “有时候，我也感到苦闷和忧虑，比起过去的日子，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强多了，可是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却比过去突出了、难解决了，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