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做办学人

　　2006年，在陈一丹的组织推动下，腾讯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一年，时任武汉学院董事长的龙峰找到陈一丹，希望他投资。陈一丹忙于腾讯事务，起初对此项投资并不感兴趣。

　　但龙峰很坚持，他知道陈一丹一直在做公益，建议陈一丹将此当做公益项目来做，并告诉陈一丹，不用管其他股东是否分利润，自己所获回报再投回去就可以了。陈一丹觉得可行。

　　2007年，陈一丹成为第一个进入武汉学院的股东。2009年，“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收购，成为武汉学院唯一的投资举办方。

　　掌握主动权后，麻烦事来了。陈一丹想调整理念，进行学校制度改革，发现居然无力推动。

　　“原来我们国家的机制，举办方也就是投资方跟母体共同来办，母体出牌子，举办方负责运营经费。而这个学校就是独立法人。谁管呢？没人管，它自己管自己。”

　　学校的理念和制度都被捆死了，“那怎么办？独立喽。”

　　陈一丹对投资数额有心理预期，“可能三四个亿”。参考之前湖北一些办学案例，从评估数字上看，成本相对低，其中，办校地点和建设规格对办学成本影响很大。在湖北边远地区买几块地，校舍面积、质量要求上以达标为目的，三四个亿是足够的。“但我希望真的按校园规划去做，所以起点比较高。”

　　预算出来，20亿元，让陈一丹吓了一跳。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真金白银拿出来，转设民办大学。

　　维持现状并非陈一丹所望，他要的是维新。

　　这笔巨额投资大部分被用在了初期的一次性投入上。陈一丹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何镜堂为武汉学院设计新校区。9月，占地45万平方米，可容纳15000名学生的新校区已投入使用。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1931年就职清华演讲时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陈一丹更看重师资和管理团队。两年多前，他便着手为学校寻觅领军人。

　　“之前我就想，武院未来要转设为民办大学，而且要冲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懂教育规律的人，并且有一些国际背景，了解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同时也一定要有中国情怀，了解中国的情况。”

　　要求多了，范围相应变窄。两年多时间里，陈一丹通过猎头公司找了很多人，一次次约见、交流，都不满意。

　　有人向他推荐原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林倩丽教授。“当时我在斯坦福，通过视频跟她见了一面。理念一碰撞就全对上了。”

　　对于学校的未来发展、办学理念，甚至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二人产生了共鸣。“她是有情怀的人，也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而且非常真诚。”陈一丹说。

　　林倩丽也为陈一丹的行动所感染，她说，自己愿意将数十年的教育经验倾注于此。

　　武汉学院转设后，林倩丽担任校监。在西方大学，校监即校务会议主席，负责主持学校各项校务，决定学校长远发展愿景。

　　如今，校董会已做完第一轮调整。在独立学院时代，校董会成员由母体和本校各占一半。陈一丹说，他感谢前面十几年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供的支持，为武汉学院奠定了基础。“现在武院转设民办大学，需要我们自己定了。”

　　相比于转设成功的武汉学院，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则有着不一样的生态系统。

　　“民办大学的改革，可能有更多自主权和创新性，让它自己去试。而中小学呢，民办很多，反而公办最难，几乎动不得。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骨头来啃。最大目的是与政府一起探讨改革，改革的点就是‘公立非公办’的新模式。”陈一丹说。

　　2013年，在陈一丹主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资5000万元，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发起教育实验基金会并共同创办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为首任校董事会主席。

　　如果说武汉学院的转设是一次华丽变身，明德学校则完全为了改革而生。

　　明德学校是委托管理办学模式，由政企双方联合成立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资金由政企双方共同筹措。学校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对教师队伍实行契约管理，利用政府拨付的经费和自筹资金，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实行自主绩效工资福利体系和薪酬标准。

　　合作洽谈阶段，双方共提出20多个具体改革点，历时一年才成功签约。

　　“现在很多人来观摩这个学校，有的发现你深圳这个特殊，那个特殊，但是二十几个改革点，总有三两个适合他的，他拿回去，不就活了一点吗？明德学校就起到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