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望出去，是绵长的白城沙滩。再远处，是泛着三两只游船的海面。

　　“1978年刚入校时，我们还要端着枪在这片沙滩上巡逻，防范海峡对岸的 水鬼 特务。”刘海峰指了指窗外的海水。他1米8，高且瘦。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专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录取大学生中的27万分之一。

　　40年来，高考从一代人命运的拯救者，演变成“人人都能吐槽几句”的人才选拔机制。

　　40年来，刘海峰从参与高考到研究高考。他钻进“故纸堆”，为科举制“平反”，与主张废除高考的激进派论战。

　　他成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专业户，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有学者和媒体调侃他“保守”。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高考歧义最多的时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让争论变得理性。”刘海峰说。

　　【高考关键词】

　　录取率

　　高考录取率是衡量高考难度的标准参考系数。录取率越高，相对而言考大学越容易，录取率越低，考大学的难度越高。

　　从1966年停废高考，到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加上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12年时间跨度里累积了高达2000多万考生。通过地区初试和超过半数的青年选择报考中专，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8年高考录取率约为7%，1979年约为6%。

　　此后，随着录取规模的持续增加，高考录取率呈快速增长态势。

　　“金77，银78”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中国高考历史上最低。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是，他最终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

　　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此，民间把这两级大学毕业生戏称为“金77，银78”。刘海峰自己则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