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选拔到指导教学、服务社会

　　“高考制度恢复的40年间，高考内容改革一直在进行，大致经历知识立意、能力立意、高考评价体系构建这3个阶段。从考查单纯的陈述性知识到考查学科能力，再到探索对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的综合考查，高考内容改革始终立足于高校的人才选拔需求和国家基础教育状况。”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介绍。

　　1978年高考地理试题中有一道填空题： ____峰是世界第一高峰。“这期间试题的考查内容和考查方式都很简单。即使如此，也足以将7%的考生选拔出来。这是由于在知识的载体——书本都是稀缺之物的条件下，具备最基础学科知识的考生也凤毛麟角。”于涵说。

　　此后，随着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教育资源的逐渐丰富，考生整体文化水平很快提高。人们发现，只考查陈述性知识不仅满足不了选拔任务，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也十分不利。之后，高考命题进入能力立意阶段。

　　“单纯考查知识识记的试题慢慢淡出了高考试卷。以1994年为例，当年参加高考的有251万考生，录取人数为90万，录取率上升至3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高校教育依然是精英教育，但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录取率，较之1978年都有大幅度提高。”于涵介绍。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需求反映到高校，又通过高校传递给高考。高考更加侧重于对进入高校学习所需的主干知识和基础能力的考查，考查的功能也由单一选拔向指导教学和服务社会转变。

　　此后，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都要体现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2003年，修订后的高中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颁布。高考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根据新课标调整考试内容，通过考试形式的变化推动新课标在基础教育的落实。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知识维度和能力维度界定不了的内容悄然进入到考查范围中来。例如对考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的考查。“这其实涉及了对素养和价值的考查，并且，两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考评价体系逐渐成型。”于涵表示。

　　变化背后是对公平、效率、多元选材的探索

　　高考试题命制的显性变化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价值主线?在采访中，记者对几个关键词印象深刻：以人为本、凸显公平、注重效率、多元选材。

　　“以人为本体现在分省命题、举行春考、设立会考、多轨招生等多种尝试，力求给考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使考生能通过高考充分认知、展示自我，充分发展、实现自我。”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王后雄介绍。如为了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在1999年启动的春季高考改革。如为了照顾教育的地区差异，高考还进行了分省考试命题改革的尝试。

　　再如对效率的探索。1985年，我国的高考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当年进行英语、数学两科的标准化考试试点，到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这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市区，涉及100万考生。1989年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改革，要求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误差。这项改革既有公平的追求，也有效率的提高。”王后雄和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詹先君分析指出。

　　当然，效率还体现在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有专家介绍：从1977年至1984年的大文大理(文科考6科，理科考7科)，到1985年至2000年的两考(高考和会考)并置，再到2001年至今的“3+X”组合，高考考试科目在数量上一直走“精简路线”：由6科或7科到“3+2”“3+1”，到“3+3”。2014年，上海、浙江两地启动新一轮招生考试综合改革，也是旨在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加快分类考试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模式。

　　于涵介绍，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落实这一纲领性文件，也依据这一纲领性文件，201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开始探索构建“高考评价体系”框架。通过明确“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层考查目标以及“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四个方面的考查要求，回答了高考“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其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6年达到42.7%，由大众型逐渐转变为普及型等教育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在高考评价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