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也是普通人

　　程迈越父母是支援大西北时从江苏到了西安，那一年，程迈越刚满5岁。“我父母都是西工大毕业的，父亲是西工大学飞机设计的，毕业后留校。母亲在阎良西飞公司工作。我上学是在西工大附小，后来又上附中。”程迈越说，自己当年不仅是陕西的最高分，而且是复旦的最高分。当时，复旦有十几个状元。当状元的“好处”就是永远都不会满足，总是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坏的方面就是你会觉得比较累，压力大。

　　“其实，状元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的方法好一点。我不觉得状元本身多么了不起。成为状元并不是进了一个‘保险箱’，而是上了一个‘轨道’。”程迈越坦言，对中国考生来说，高考是一个 definingmoment （定义时刻），就是说把一个人一生一下子定义出来了。“我的经历谈不上特别，基本是‘踏着点’顺应时代潮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我去上海上大学是17岁，从那以后，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超过四年，从此也就再未与父母长期生活过。1989年，我在国内念完硕士又工作了一年，之后才出国。当时，我拿到三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其中两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我选择读硕士的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该校任教。”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学科设置也比较落后，校园生活却给了程迈越深刻的记忆。这一点是今天在堂皇的大楼里读本科的学生所无法体会到的。不断创新才能迎来机遇1991年，凭借一个偶然机会，程迈越到世界银行工作。“当时，班上三名中国学生中的两人都没有选择数学难度较大的微观经济学‘C-Track’，而我选择了。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另一名中国同学一起去申请到银行的实习机会。教授问，谁学的是C-Track？结果，我就去了世界银行。1992年我回到学校，1993年毕业。”说来也很幸运，199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而且出现一股“中国热”，毕业前2个月程迈越就拿到工作聘书。

　　毕业后，程迈越先到了亚特兰大一个电力公司工作。到1997年，该公司在亚洲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从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力公司。交易完成后，程迈越选择了离开，当年9月，正式加盟美国安然公司，并且是公司里职位最高的华人。三年之后，程迈越便离开了。

　　“人、事、生活空间，无法拒绝变化，漂泊成了我生活的常态。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迎来机遇的眷顾，漂泊就是变化，就是创新，这或许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的常态，既来之，则乐之。那么通过与人的交往，我自己都在学习新的东西。”这么多年，无论在哪里，包括在国内、在美国以及后来在香港，程迈越都能结交很多朋友，跟朋友的一些互动成为了他生活一个重要特点。“对于我来讲，我的朋友就像是手足。就连出国前考试的钱也是朋友替我出的。当时考托福是27美金， GRE （一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是40美金。替我出托福考试费的是我在西工大的一个小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