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8月28日《人民日报》)

　　客观地说，学生放弃高考有多种原因，如适龄人口减少、就业难、观念转变、读书无用论思潮蔓延、出国留学者人数增加等。如此种种，似乎都有道理，但又很难完全让人信服。尤其是当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学生占了放弃高考的大比例时，无论是出自机会平等的观察，还是社会良心的审视，都让我们无法释怀。

　　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是改变命运的首要选择，但面对大面积的放弃，我们看到的就是控诉，就是不满，更是生存理性压垮“知识改变命运”的必然结果。

　　简单地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土壤正在被掏空，实质是个体向上流动希望破灭的产物。常识告诉我们，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识到，如果有什么项目的投入可以帮助后代万无一失地提高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而言，教育资本都是可供选择的项目。然而，当他们被迫放弃时，意味着社会陷阱或即将形成。

　　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生在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他们在择业时显露出明显的劣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针对2003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权力就愈大，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尤其困难。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使得家长和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严重受挫，高投入、零回报的教育，助长了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加上很多农村家庭无力承担高昂的教育费用，因此就不得不放弃高考。

　　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认为，人们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农村学生放弃高考是对社会的提醒——失去希望后的绝望抗争，而隐藏之后的社会流动乏力和社会板结困境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