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必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所以，我们选择将她的文字连缀成报道，以这种“隐身”的方式读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与另外两个人团聚。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不舍。

　　——编 者

　　亲与情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