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2010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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