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所打工子弟上得起的好学校

　　“我1999年底从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退休，那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退休日子。”王冬姣头发斑白，面容也已皱纹满布，但老人的精神丝毫没有减退。

　　王冬姣是位教师，也是一位“军嫂”。1978年，她随丈夫从湖南省洞口县调至贵阳，先在贵阳市三桥一所企业子弟学校工作，后调入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1999年，也就是退休之年，一个“他山之石”的念头在她脑海里茁壮生长。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位处该市东山公园附近，当地住户多为在贵阳务工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进入学校读书的机会，可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高昂学费和户口问题。恰巧，一个朋友给了她在当地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建议，这下击中了王冬姣的心。在几十年教学生涯中，她长期与企业困难职工子女、农民工子女打交道，深知这些弱势群体孩子上学之苦、生活之难。

　　“我一定要办一个让农民工子女上得起的好学校。”2000年初，抱着这个念头，王冬姣与同事李泽贵合计，自筹资金，向二十八中借了一栋破旧小楼，创办了“贵阳市云岩区达兴学校”。学校的场地和名称有了，但是教学设备呢?二十八中附近有一个器材厂，里面堆放了很多破旧桌子板凳，王冬姣和李泽贵找到器材厂领导，恳请他们能对学校进行支持，老教师们的行为感动了器材厂领导，当即答应，“里面的桌椅只要看得上，有多少用多少。”于是，王冬姣和李泽贵又当起了搬运工，他们爬上一人多高的器材堆挑选这些没人看得上的破桌椅，抬回小楼里修修补补，最终凑足了一个班的用量。

　　办学之初，王冬姣每天坚持在东山附近走街串巷发广告招生，由于当时没心思打理外表，再加上自己已经50多岁，好些菜贩把她当成了进城租房子的农民工。

　　农民工子弟的“第三家长”

　　2000年9月1日，达兴学校开学时，王冬姣终于招到了57名学生。

　　开学一个月后，王冬姣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自己家离学校比较远，不利于她对学校进行管理，特别是和教师、学生们的沟通时间大大减少，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干脆搬到学校和教师们同吃同住，成了就读学生们的“大家长”。每年中秋节期间，她都会叫上家人来学校与教师们共度节日。渐渐地，在王冬姣的带动下，达兴学校的教师们都有了当“家长”的习惯。

　　王冬姣曾经带过一名叫龙先艳(化名)的农民工子女。孩子家庭情况十分特殊，父母都有吸毒背景，家里给她交了一个学期学费后，就再也拿不出钱了。最让王冬姣揪心的不是学费问题，而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父母都会在下午放学后到学校接孩子，但龙先艳父母经常“失踪”，有好几次，放学后的龙先艳在学校滞留到晚上10点。王冬姣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决定把她留在学校，与教师同吃同住，征得龙先艳父母同意后，龙先艳在学校住了半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