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穷“智”不穷的年代

　　当时，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多是初中肄业或毕业，像吴国韬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并不多见。这位“高材生”由芭蕉区教育部门调动到戽口公社茶园小学，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同其他民办教师一样，他的口粮和工资，都由戽口公社茶园生产大队负担。

　　茶园小学在一座有十大间房子的木屋里。除了两间供四个年级的学生使用，其他的则是茶园大队的粮仓、保管室、磨面坊和榨油坊等。两间教室没有板壁分隔，用的是破洞的席帘。学生可以在课上自由出入。

　　1963年2月24日，刚刚上任的吴国韬开始了作为乡村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家访，动员孩子上学。

　　茶园大队一共有11个生产队，吴国韬和同事分工，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进行走访。

　　他回忆，当时所到的每一家都是冷冰冰的态度，对于他所“推销”的知识，村民并不感兴趣。“说服那些女孩子的家长更困难，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将来也是要嫁到别人家的。让她们在家里带弟妹、打猪草、做家务就行了。”吴国韬说。

　　吴国韬会软磨硬泡一番，劝说着“女娃也不能做睁眼瞎吧”，“不认钱，账也算不来”，“出门厕所也找不到”。家长又会说：“唉，又没有穿的，像个叫花子，哪儿好意思上学”。

　　起初，有些家长以类似“没衣服穿”、“没得学钱”等各种理由拒绝让孩子上学的提议。所幸的是，最终还是应承让学生入学了。

　　学生有了，茶园小学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学校是靠生产大队的帮助和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但资金还没到位，学校还没有一分钱，只好先借钱进城买了课本。

　　不同于公办学校，书本费和教师的工资等支出由国家支付，民办学校的学费就自然偏高。吴国韬说，那时候老师就组织学生劳动，用勤工俭学赚来的钱交学费。

　　吴国韬说，当时上学条件异常艰苦，尤其在初雪天。才上两节课，同学们个个冷得发抖，手拿不住笔;有的同学打着赤脚翻过被雪覆盖的大山来上学，平日里这些又陡又滑的石子路已经很难走了;有的只穿一两层单衣裤，他们没有棉衣。

　　穷，是很多人不上学的理由。每学期四块钱的学费对没有太多收入的农村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每家平均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

　　于是，每到学期开始，学校面临的第一难题就是：学生不来上学了。老师只能再一次挨家挨户地走访、挨家挨户地说服。

　　好在吴国韬上课有趣又关心学生，教他们画画、讲故事，教学生要坚强、懂礼貌，学期结束还会发奖状、奖品，学生们上学的积极性变得越来越高。后来不用费劲动员，学生们就早早地到学校上课了。

　　茶园大队自然也不会亏待吴国韬，给这个城里来的高中生开了高工资：口粮每月32斤，工资有22元。而在芭蕉区的其他地方，民办教师的工资只有十五六元，多的也就十八九元。

　　茶园小学是只有四个年级的初级小学，到了五六年级，学生就要升到高级小学了。“复式教学”是当时民办小学的主要教育方式——两个不同的年级安排在一个班，上课一静一动，如此循环。

　　吴国韬说，比如一年级和三年级的一起上课。一上课就先给三年级的布置预习、看书的作业，然后转过来教一年级的学生认字，认会了就在本上练习。接着再给三年级的讲新课。这种动静结合需要掌握好上课时间，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也是个技术活。

　　“当然有时候，一些学生也会互相影响，抬头看别的班上课。”吴国韬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支着脖子，瞪大眼睛看了看旁边，“这时候我就得装恶人了。”

　　1964年10月，吴国韬接到了新的任务：到戽口公社茶叶中学担任初中教师。

　　于是，吴国韬再一次跑遍全社山山岭岭，村村寨寨，寻找学生。第一届初中班有21位学生，这些学生个头、年龄参差不一，有的是从别的初中辍学的，有的是小学毕业很多年没有上学的。

　　当时按照教育大纲的要求，初中要开设语文、数学、政治、珠算，还有关于茶的栽培、制作相关的专业课。但是，吴国韬的初中课堂并不仅限于此，“我平时就喜欢音乐、美术这些东西，想让学生们也学些”。于是，他又开设了体育、音乐和美术。除此，他还教学生们物理、化学。吴国韬还组织运动会，让同学们排练节目、给乡亲们表演。

　　自己安排的科目没有课本，他就在脑子里编课本，这也是他津津乐道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农村推行半耕半读学校。茶叶中学也就更名成了“戽口公社茶叶耕读学校”。

　　之后的几年里，吴国韬结婚生子，也经历了政治风波。但他有一点没变的是，他依旧是那个学生、家长都尊敬的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