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当杭州考生盛卉迈进设在杭师大附中的2017年新高考首次学考选考的考场时，并没有她想象中车水马龙的送考场景，甚至还有些冷清。

　　在这一天，跟盛卉一样迈出这一步的还有浙江省其他24.9万名考生。他们迈出的这一小步，却是高考改革的一大步。这意味着，与2017年新高考的第一场遭遇战就这么打响了。更意味着，自科举制度以降，“一考定终身”的格局正在逐渐消失。

　　同样，在作为高考改革先头部队的上海，高三学生在今年高考中，有一半报考了改革之后的春季高考。当然，上海和浙江改革后，一些静悄悄的变革也在发生，“班主任”“班级”“同学”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概念，正在遭遇“几十年未有之变局”。

　　新中国成立至今，每次高考改革都给中学教学带来改变。但无论怎么变，有一点几十年来始终雷打不动，那就是学生是“铁打的营盘”，教师是“流水的兵”，学生在固定的班级、固定的教室学习，教师穿行不同的教室授课。

　　新一轮高考改革之后，走班制将完全颠覆这种关系，教师和学生“攻守易位”，变成了“教师不动学生动”——教师在固定的教室授课，学生则奔走于不同的教室去听课。

　　一个班级30多名学生，拥有3名“班主任”，每名“班主任”负责10多名学生。新学期刚开学，宁波四中高二、高三学生惊讶地发现，新高一的编班、上课模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为充分适应该省“七选三”新高考模式，作为浙江省新高考选课走班教学制度建设试点，宁波四中在新高一取消了原有的行政班班主任制度，尝试学生成长导师制。

　　如果说以往的“班主任”更像一个事无巨细、统包统揽的“保姆”，那么，今后高中“班主任”这一角色，可能会更接近于大学里的“辅导员”。

　　就在几年前，有人为走班制在中国普通高中出现而拍手称快，有人却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照搬美国模式，用资源堆积出来的。不过，不管声音如何纷杂，大家对这种“课随人走”的新教学组织模式，是抱着看“西洋镜”一样的心态。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几年后的今天，“西洋镜”变成了一面谁都要在它面前照一照的镜子。

　　1948年，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疾呼，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文理分科使得搞文的不懂理、搞理的不懂文，只能培养出“半个人”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文理之间的分割和壁垒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厚。直到66年后的今天，新高考改革终于下定决心，推倒这堵“柏林墙”。

　　在浙江，在除去语文和数学之外的选考科目中“七选三”，根据排列组合，高考选考科目共有35种选法，开考前，杭师大附中作了一次选考组合调查，在比例最高的前5种组合中，文理“混搭”组合占了五分之三。

　　在这批新高考的“试水”考生中，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选择恐惧症”，而是出现了“文理兼容”的新气象，“混搭”式的排列组合让人看到了一种新希望——打破文理分科壁垒，注重科学人文相贯通。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牛鼻子”，普通高中教育改革是“牛身子”。

　　高考改革不单是一个考试问题，而是教育全方位的改革。浙江省台州市实验中学校长俞昌页说：“‘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制度，除了带来教室、师资配比问题，行政班与教学班并存，增加了学校管理难度，分层教学，也将提高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高考改革催生了新的教学模式，这种向创新要活力的改革，正如星星之火，在全国燎原。

　　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教育部明确了今年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紧紧抓住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个枢纽环节。各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要按照方案提出的时间表，积极稳慎推进;要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推进考试内容改革;将研究提出加强普通高中教学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各地要稳步推进选课走班，方便学生选学选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