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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学生了?
2016-09-29
甘肃教育
作者: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旧式教育与文化制约国人发展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学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行,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它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三十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快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先谈教育

  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

  张三(不是真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哪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最优秀,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会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可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震惊之余,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

  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寄予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

  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

  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

  他那一年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很是兴奋,那些表演系老师对他评价也非常高,觉得他真有表演天赋和激情。

  后来,我问:“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

  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经济学,好找工作!”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父母也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力,陪读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情关系,到最好也没有见到子女有出息!

  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答案显然是后者。这就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和婚姻对象选择上。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她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痨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

  这些朋友就说:“万一她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 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5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这的确是“硬技术”,对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中国会计规则跟美国不完全相同,学完美国会计规则,到了国内还要补课才能做会计。而且象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专业,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

  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而且,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把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也谈文化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正因为从出生开始,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十年里都会被驯化得乖乖的,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后即使想学习辩论、学习做报告演讲技巧,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做声”习惯。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的三十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的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

  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再加上这些年在中国,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三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到那时,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的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做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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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道晖:改进教育要着眼于培养通才和公民

  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教育危机,主要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的问题。是否真正能够文理兼通,还是只懂工程知识,那最多也只是培养了“高级工匠”,而不是真正的大师、科学家、思想家。所以我觉得今后教育方向还是应该恢复这个传统,在大学本科阶段,首先还是培养通才,奠定通识基础,培养既有工科知识也有文理的知识,有思想头脑和文化素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也是要恢复清华传统中培养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这是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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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向晨: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通识教育?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中学时代,同学们的奋斗目标是高考,如果在大学里仍然过分强调各类学科的专业化,只为毕业时找到一份好工作,那么整个教育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功利化。其实,教育的目标首先在于培养一个人,包括完整的人格和独特的个性、开阔的视野、犀利的眼光、高远的志向,这些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通识教育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正在于此。

  从理想层面来讲,通识教育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就强调“学以成人”,教育的目的首先不在于行业的技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与后天的学习教育分不开,中国古代培养士人有“六艺”,罗马培养自由公民有“七艺”,这就是教育的悠久传统。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有所缺失,认为这些育人的目标可以自动成长,其实这同样是需要全方位的培养,因此,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原。19世纪初,柏林大学建立,被认为是“现代大学之母”,其在教学之外,更加重视研究,强化了知识的探究,追求科学的发展。现在的大学都有这样一种转向,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中国大学向苏联大学形式的学习,例如严格分科化的石油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等,但是在每个知识门类中,它都不是以培养人为目标,而是以知识分化、研究推进、培养技能为目标的。当然,在现代大学中“培养人”与“知识探究”这二者是不可偏废的,但如今我们的大学显然比较偏向于专业、知识以及技能的培养,在人的培养方面是不足的。在这个大背景下,通识教育的实施就势在必行。通识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回归到培养人的传统。

  第二个层次,通识教育重视跨学科视野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工作会对一个人提出各方面的要求,这就需要大学生在校期间能有全方位地发展。在复旦的通识教育模块中,通识教育不仅增进学生对于中国文史传统的了解,培养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努力,加深学生对于世界文明与现代社会的理解,还努力拓展学生对于数理世界、物质世界、生命和生态系统的认识,此外还有对于艺术实践活动的体认。广阔的视野与培养整全的人格也是相互关联的。从知识的角度,从学术视野的层面来看,全面培养一个人的未来,培养一种终身学习的能力,都不一定是专业学习所能做到的,这就需要通识教育的存在。

  第三个层次,通识教育要培养一个公民在社会上用来表达自我所必备的技能。 这些技能尤其包括口头的以及书面的表达能力(包括本国的语言与外国的语言),宽泛来说,甚至还包括计算机等基本技能,这些技能并不是专业、行业的技能,而是普泛的公民技艺。我们可以看到,通识教育要紧紧抓住“对人的培养”这个核心,培育学生广阔的知识视野、终身学习能力,以及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公民表达的技艺。这些东西不是专业教育直接就可以培养的,这表明通识教育存在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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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7-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