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刊载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年第4期摘载

边新灿

　　摘要: 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评价选拔从综合评价转型为统考评价（分数评价），高考招生则探索从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向综合评价回归的螺旋式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探究驱动和制约评价制度演进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技术因素，并聚焦公平和效益范畴进行分析。文章引入信度和效度的概念，并将效益分为“操作效益、质量效益、制度效益”和“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进行深度讨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综合评价不是舶来品，我国古已有之；公平和效益在某些环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察举等历史上的综合评价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效益，但是无法保证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最终是低效益甚至非效益的；从综合评价做减法转型为统考评价（分数评价），主要是扩展效益起作用：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体制的骨骼、以“仁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灵魂和全国统一上下贯通的科举选官制度的血液兼信息系统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制度；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在直接效益上是一种无奈的差强人意的选择，但它通过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沟通了朝廷与下层知识分子和民意的直接联系，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扩展效益，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达成了公平和效益的协调；但法久生弊，对公平的极至诉求绑架了评价选拔制度的设计，形成了对统考评价（分数评价）的依赖并形成文化惯性，从而在溢出效益上出现了严重弊端。对中国古代评价选拔制度演变的驱动和制约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对高考制度演变规律的深层次认识。高考招生模式的多元化、综合评价的推进和扩大、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和统考统招、注册入学等多种入学模式的并存是发展趋势，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公平和效益的辩证关系，稳中求进、两翼齐飞。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高中课改的促进、倒逼和对策研究”（课题号1611010296A）和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我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因应对策”（课题号KT2015005）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科举高考 评价选拔公平与效益

　　作者边新灿，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杭州 310012）

　　本文的写作缘于三个方面：（1）笔者1998年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平等与效益：教育决策的两难选择》，讨论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益问题，本文则聚焦高考改革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两难问题。（2）2014年由浙江、上海先行试点的新高考改革，针对“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老大难问题，从“一体四面”（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本体，文理融通、综合评价、过程评价、扩大选择）全方位推进改革，内涵丰富，理念先进，初见成效。但是先进的改革理念和理想的改革目标也受到了传统考试文化和应试教育强大惯性的制约，笔者经深入分析，发现最核心的制约因素还是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与此相关的还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关系。高考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妥善处理这两对关系，以实现“两翼齐飞”。（3）新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综合评价，应该承认这项改革举措借鉴了欧美的做法。但综合评价其实不是舶来品，我国古已有之。人类社会最早采用的评价模式是朴素的不完备的综合评价，在现存上古史书的记载中，唐、虞、夏三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荐产生就是基于综合评价的人才选拔；汉代的察举已经是比较完备的综合评价；科举制度从综合评价转型为统考评价（分数评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国古代的评价模式和评价制度为何从综合评价转变为科举取士的统考评价（分数评价），为什么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新中国的高校招生在反复探索后选择了统考统招模式，为什么在进入新世纪后又在探索综合评价招生改革？决定评价模式更迭演变的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技术等方面简要分析驱动和制约社会评价选拔制度演进的因素，然后聚焦公平和效益这一决定和制约评价选拔模式和制度演进的核心要素，揭示评价选拔模式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为高考改革辩证处理公平和效益、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关系提供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