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摆脱自主招生 和集中录取的“制度嫁接”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是十分有限的自主招生。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只是给予获得资格的学生一定的高考录取优惠，即低于高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20~60分可被录取。

　　很显然，按照这样的制度安排，高校并无权决定自主招生录取分数，和教育考试部门的冲突由此产生——高校想自主确定录取分数，而教育考试院则会根据高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进行投档。

　　对于这种将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的安排，一种意见认为，这有利于防止高校滥用自主权——你可以给学生一定的录取优惠，但必须以录取线为依据，否则，就会失去约束。

　　但这样的自主招生试点10多年来并未收到改革所期望达到的效果。自主招生的本质应是通过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来落实受教育者对大学的监督和评价，从而促进大学转变办学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完全可以把自主招生调整到高考之后，大学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者自主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结合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成绩独立评价、录取学生，申请者则可以获得多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才能实现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高考改革的要求，即推进招考相对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只有推进这样的改革，才能把高校从集中录取制度中解放出来，树立高校招生的公信力。

　　教授深度参与，勿令行政化进一步蚕食

　　虹野(大学数学老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员)

　　复旦学者关于“自主招生改革失败”的论断，是基于自主招生生源和高考招生生源比较，发现并没有显著差异的调查。

　　但在应试教育之下，学生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式都相同，情感、人格、兴趣、知识结构等也非常接近，以上述调查来否定自主招生有失偏颇。

　　而且，拥有自主招生权力的高校其招生手段并不比高考招生高明。甚至不少高校结盟形成“北约”“华约”，这种小高考的招生方式和高考确实没有多大的区别，生源差别自然也不显著。

　　自主招生改革并非已经失败，而是改革还不彻底，当前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并没有能力和可靠的自主招生办法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辨识。所以我们应该提高的是高校自主招生的能力，而非否决自主招生的形式。

　　自主招生已走过十年，但其主导能力依然是行政力量，只不过从教育主管部门移交到了各个高校的招生办公室，以至于自主招生能力没有有效提高。

　　自主招生能力的真正提高，需要各个高校的教授深度参与且能够处于主导地位，这样才会真正设计出能够辨识不同学生的招生方案，而非行政主导的所谓流程化、规范化的招生方案。

　　由职业面试官代替教授，在我看来是行政权力对教学权力的进一步蚕食，无助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辨识。高校行政权力不退出对教学权力的主导，这才是自主招生失败的原因。

　　建立教育家成长机制，自主招生需长远规划

　　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

　　自主招生如同被一个无形的影子牵引着，不由自主地走向了自主的反面。原因有四：

　　第一，大学行政化和教育家缺失，导致学术自由的核心理念得不到贯彻，政绩理念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使大学自主招生缺乏内在动力和长远谋划。比如有的大学校长，甚至一届都没干完就被调走，再好的教育谋划和教育理念也会人走茶凉。

　　第二，这是教育考试扭曲的结果。30多年来高考状元跟踪调查部分表明，就业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与考试能力并不匹配。自主招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欠和不足，却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自主招生也是同一个考试模式出来的，招生是自主了，应试教育却依然是“他主教育”。自主招生与应试教育嫁接，取得最终胜利的是扭曲的考试，而非自主招生。

　　第三，这是大学教育模式化的结果。有人调侃道，现在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即教育部大学，各大学都是教育部的分校。即使是自主招生，进入大学之后，学生也缺少自主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创新的思想。

　　第四，这是自主招生主体权力滥用的结果。大学自主招生，必然有自主招生的主体。在自主招生主体过程不透明、甚至暗箱操作的情况下，招生权力必然腐败和滥用，必然存在招生权力设租寻租的问题。

　　只有对大学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大学如去行政化，还大学以学术自由，让教授治校，等等。建立教育家成长机制，从而制定大学发展长远规划并能贯彻下去，而非把大学变成社会工厂的培训部。建立多元考试机制，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实行多样化教学模式，让教授自由地教学，让学生自主地学习。让自主招生起点透明，过程透明，结果透明，强化对自主招生的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