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学逐步行政化。政府强势地把自己的理念和控制方式内化为高校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政府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管理高校的干部、人才、工程项目、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教学等。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也不断强化。

　　3.大学明显功利化。政府急于求成，突出“以绩效为杠杆”，不断推出“高指标”，例如，早在1993年就明确规定“211工程”的建设目标为“力争到21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8年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些“大跃进”的目标时限早已过去，但至今也没有哪所大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最近国务院的总体方案更加急切，规定“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为此突出强调要强化目标和绩效管理。目前只有清华大学宣布四年以后，即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北大略微低调，争取2030年进入世界一流。各种各样急功近利的政策指标迫使和导致学校想方设法追求排名，干部趋炎附势追求升迁，教师不顾斯文追求名利，学生不择手段追求文凭，这些已经成为大学中相当常见的现象。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改变着大学组织的性质，改变着大学的组织文化。有人甚至担心我国大学有“去大学、非大学”化的忧患。

　　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它一定是大学，而不是政府部门、行政学院、党校、研究所、技术推广站或者什么“智库”。这样的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精神气质上应当具有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取向。大学一词的词根(universus)，就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纽曼把大学定义为“传授人类普遍知识的场所”。我国建国以后则突出关注、强调大学的国家化、特色化，直到“985政策”出台才有了转变。

　　北大在百年校庆为中央领导起草的代拟稿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表述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江泽民代表中央的讲话中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定语，清楚明确地申明“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据陈佳洱校长回忆，江泽民在讲话前曾问过他：你讲的世界一流大学能不能跟哈佛、跟牛津、跟剑桥这些大学比?陈回答，能比，我们原来就是想要比所以才提出来要办一流大学的。江泽民说，既然能比，你在中国办一流大学当然是社会主义大学，你加上社会主义会被以为是你自己办的一流大学。陈说，总书记，可以把形容词去掉，形容词一加，那就是自己定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流大学，而不是全世界的一流大学。原来我们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段对话和之后的中央政策明确的是要办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而不是只有自己认为的一流大学。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究竟是要办社会主义的一流还是世界一流的问题并未终结。有人专门写博士论文，批判办世界一流大学是犯了政治方向错误。最近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特别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实际上，在中国办一流大学，不言而喻一定具有中国特色，就如同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会具有本国特色一样。现在重新强调“中国特色”，其含义实质上似乎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方案》还提出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十年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简称“一指三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研究的重点委托课题，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三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确切含义。世界上迄今没有人把马克思的学说标上“德国特色、德国风格、德国气派”，同样，也没有人把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标上“三美”。最近读过一本以色列教授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把作者称为“旷世罕见”，但并没有人把它标上“三以”。

　　学者有祖国，但学问无国界。如果把学问都标上国界，何谈大学，何谈世界?

　　在我们对何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都没搞清楚的前提下，何谈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第二，世界一流大学在体制上应当享有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特权。这是因为大学是探索和传授系统的高深知识的场所。从德国的柏林大学开始，到英国、美国的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其基本的秘密都在于坚持把学术自治和自由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当然，从来不存在绝对的自治和自由。严格的自律和优异的成绩是确保学术自治和自由的基本条件。

　　第三，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是追求真理。这种真理的载体就是不断发现和传播系统的高深知识。也正如北大校长林建华所言，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坚持和追求真理，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风骨和人格。然而，这种风骨和人格如今越来越少见，只计利害、不问是非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