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良性的学术水平评价与发展机制。美国的著名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经历了以教学为中心、以知识的应用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中心来评价学术水平等不同阶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意识到，过于强调基础研究、过于强调知识的发现，不利于大学和学术的发展，因此开始重新讨论和界定学术水平的内涵，认为教授的学术工作应当包括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方面(功能)，即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运用的学术水平、教学的学术水平。就是说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获得不是单一的，它是“通过研究、通过综合、通过实践和通过教学取得的。这也是承认了教师才能和水平的多样性”。我国大学对学术水平的评价偏重于科研，对科研水平的评价偏于论文发表的数量，同时明显存在“官员学术”和“政府学术”的现象。我们的科研课题(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研究)主要是由政府统筹和发起，结题和评价也由政府组织，政府的级别和采纳意见、批示官员的级别成为了衡量大学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五，世界一流大学是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虽然是由学界发起，但从起步开始就是作为一项“工程”来建设的。最近政府颁布的“统筹方案”具有更强烈的工程色彩。我们在经济、社会建设的许多领域都能够搞工程建设，但唯独在科学发现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不宜搞工程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任何政府设计的结果，而是杰出学者聚集，以知识的探索、发现、传播为终身目标，代代相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的结果。用一个不很贴切的比喻，一流大学建设不是构筑三峡大坝，一流大学建设更像是长江、黄河，是众多条件、力量合力铸成的结果。

　　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自晚清以来创建的高等学校就采取了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方针，断定“旧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为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教育”。强调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政府先后接管了旧中国的公立高等学校，接收了外国资助的教会大学，接办了所有私立高等学校，对所有高校的管理制度、教师的思想、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进行改造，特别是对院系设置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整，使得综合大学变成了文理学院，使得多元、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变成了单一的、以服务于政治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实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些已经具有研究型大学基础和取向的大学，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倒退成为了一般本科或专科大学。

　　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1958年推行“教育大革命”和高等教育“大跃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提出“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手段是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和群众运动，各省市甚至于工矿企业、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高等教育的热潮。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发展到数万所。

　　不久之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对建国以后17年的高等教育又全盘加以否定，认为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教育要革命，甚至不惜停办所有的高等学校。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大倒退。我国高等教育的过度政治化、行政化和实用化的历史教训实在值得汲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对什么是大学发展方向的反思。建国以来，我国一直以政治方向作为大学的发展方向，把政治运动作为推动大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政治是围绕权力的获得和维护而进行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大学的核心是高深知识的探索、保存和传播。因此，大学的发展方向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学术性的。封建社会的大学、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学，并非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在诸多基本的方面都是相通的、一致的。因此，我们建设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虽然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它应当是世界公认的，而非我们自己命名的。

　　我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回头看，需要总结和吸取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制度要改革，有些传统要回归和坚守。我国的大学具有政治性，但大学不是政治组织;大学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大学也有功利，但不能成为主导的追求。

　　在导向上，应当回归和坚守大学的学术本位，以探求真理、培育人才为方向。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大学组织的核心内容是追求高深和系统的知识。世界所有的一流大学概莫如此。我们现在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或许主要不在于具体的评价指标方面，比如经费、课题、文章发表、生师比等，最主要的差距“可能是在理念上、制度上的差距”，比如批判的精神、创新的空气、自由探索的保障、鼓励追求真理的制度、平等的学术争鸣的氛围等。我们过于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件;注重形式，忽视内容;注重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秧苗，忽视土壤。我们多年以来的努力，功夫也许并没有聚焦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方面。只要导向正确，我们距离梦想所要达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自然就会越来越近。(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七期。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