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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余党绪:恪守语文学科本位,校准作文测评维度
2018-09-07
余党绪

  恪守语文学科本位,校准作文测评维度

  ——2018年高考作文命题得失谈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余党绪

  每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都会引发各种议论,而2018年的争议尤为惹眼。这固然与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高度发达相关,传播显然放大了各种意见及其分歧,但在我看来,2018年的高考命题呈现出的某些动向,的确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关注与思考。

  使用时政材料无妨,关键在于合理设计

  2018年的作文命题,集中表现出对国家、时代、使命、精神等宏大主题的关注,而在材料的筛选与组合上,时政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浮出水面:时政材料该不该进入作文命题?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事实上每年高考都有此类题目;而且,从学理的角度看,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命题本身无须设限,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市井琐事,任何领域的话题和材料都可进入高考命题。材料与话题的性质,并不能决定命题水准的高下;对材料及其组合的合理设计,才是判断其好坏的关键因素。

  有人对时政材料进入高考忧心忡忡甚至反感,似乎一考时政材料,就背离了语文,弱化了语文的本体色彩。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以往的经验看,用时政材料命题,写作往往成了时政语录口号、媒体社论、流行语汇的大展销大杂烩,而在宏大的叙事中,考生往往也丧失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其实不难理解,时政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刚性话题,命题与立意的站位往往很高,但在具体的问题或议题的设置上,往往难以措手,更难在材料中设置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时政材料入题的一个危险,就是大而化之。按照杜威《我们如何思维》关于“思维”的理论,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问题,就不可能引发真正的思考,也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判断。从考生的角度看,面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像全国I卷、全国III卷、北京卷,比较“稳妥”的办法,必然是套用社论、语录和流行语汇,尽可能说一些大话、好话和好听的话。这无关考生的觉悟或者个性,这是高考这种特殊的写作场景所决定的。

  尽管以时政入题的命题难度很大,但时政材料并不必然扼杀学生的思考与表达,关键还是要看对材料的选择与组合。设计好了,依然可发挥好的效应。像全国I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考虑到全国卷的重要地位与众所周知的特殊意义,我觉得命题者的匠心还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他们在高考命题导向、社会需要与语文学科的检测之间,还是做了不错的平衡。

  全国I卷梳理出来的一串与这代考生同步发生的“大事年表”,都是考生亲身经历过的或者将要经历的事件,他们注定是这些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相应地,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际遇与机缘、使命与挑战”。题目要求根据这些材料展开“联想和思考”,实际上就是希望考生能将个人的生命轨迹和人生路径,与新世纪的洪流、新时代的国家命运关联起来,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文化的关系,甚至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命运的静水流淌,总是折射着大时代的波涛汹涌,这个命题为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开阔的背景。同时,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写作要求也还算具体,命题者想方设法提供了一些支架、抓手和参考,譬如在事件的选择上,还是尽可能罗列了一些与考生联系紧密的事件;再如要求给2035年的同龄人写一封信,这就是两代18岁的人之间的对话,是这一代人给另一代人的寄语,他们同样处在历史发展的关口,他们的命运与人生轨迹注定也会染上不同时代的色彩,这就给考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模拟的读者对象,使得考生的写作不至于无的放矢。从理论上讲,这个题目既可以写出大时代的波澜,也能描画出个体的风采。

  不过,这个初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是让人担忧。这些内容人人知道,但经历的人毕竟不多,体验过的更是少数,加上年龄所带来的认知局限,考生也谈不上有什么真切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说到底,仅仅知道而已。这些大事件的确构成了他们生活与成长的环境与背景,但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背景。虽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毕竟还是太远,太少,太稀疏,远不能直接触发深究和探寻的欲望。

  如果说全国I卷是成功的,那么,成功之处在于它尽可能地为考生的思考与表达铺路搭桥,而不在于它宏大的时政材料。很多人赞美全国I卷的恢宏与气魄,这是危险的,如果材料的恢宏与气魄就能成就一个好的作文命题,那么,作文命题倒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还有人说,时政材料的使用,体现了“大语文”的新观念,这样的理解显然也偏颇了。是不是“大语文”,与用不用时政材料有什么必然关系?谈论具体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逻辑。我想,谈论写作教学,总要恪守语文学科的本位立场吧?

  如果说全国I卷借助大事年表的排列与“时光瓶”的寄语等方式,努力地缝合和弥补考生与时政材料之间的心理距离,终究还算是给了考生一个思考与表达的空间,那么,全国III卷与北京卷第一道作文题就显得空泛与抽象了。中国是个标语大国,标语往往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要真正理解特定时代的标语的内涵,殊非易事,它需要对历史与时代的透视与把握。1981年对于“千禧一代”已经太远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们真的懂得标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吗?而且,这三个标语之间,似乎也难以找到内在的关联。罗列几个不同时代的标语,就让学生敷衍成文,在设计上显然有随意之嫌。

  还有北京卷“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这样的命题几乎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作文命题。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抓手,缺乏支架,缺乏明晰的思考与表达导向。它的主题和内容都是现成的,并不需要什么思考,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同时,语文学习与阅读经验也派不上用场,参与的空间极为有限。我想,这对于正在进行中的语文教改是不利的,“新课标”极力彰显思维培养的价值和真实表达的意义,国家语文统编教材主编温儒敏老师也反复强调说,新教材要治治不读书的毛病,总之,释放的都是要学生多读书、勤思考的信号。可惜,从写作命题看,这个导向体现得并不明显。

  好的作文命题,应该能够唤起学生的生活记忆和知识积累,激发学生的表达热情与正常发挥。因此,命题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合乎考生身心发展状况的真切的问题或议题。大而空的命题,引发的必然是虚假的思考与虚假的判断,说的是别人的话,用的终究是别人的语言,写出来的文章也多是假大空。

  脱离实际的“开放性”无意义

  现在评价作文命题,“开放性”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或许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封闭太久,固化太深,“开放”受到了人们的恩宠。说到命题的开放性,我就想到了韩寒当年参加“新概念”写作大赛的轶事。据说,考官将一团揉皱的纸巾扔进一个水杯,让韩寒自由想象并写作。没想到,这莫名其妙的举动竟然成全了韩寒。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题目进入高考,情况会怎样?想必在韩寒奋笔疾书的时候,很多考生抓耳搔腮,无从下笔吧?高考不是竞赛,竞赛是淘汰性的,它选拔的是出类拔萃的写作人才,关注的就是那几个顶尖的人;而高考虽然也有比拼的性质,但它不是淘汰性的,而是激励性的,它面对的是每一个人,尽可能让每一个考生都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这样的考试才算是公平和公正的。

  因此,高考作文命题需要精心的预设和合理的限定。什么样的预设最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有人认为限制条件越少,预设因素越简单,学生的思想就越开放,表达就越自由,写作质量就越高,韩寒的轶事就是一个证据。但多年的作文教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命题的预设与学生的表达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对应的简单关系。题目太宽泛,限制性因素少,考生反而无所适从,难以发挥,更不必说套题作文和抄袭作文可以借此而大行其道了。其实,道理也并不难理解。限制固然会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但换个角度看,在特定时空和背景下,预设和限制却能提供思考的坐标与参考,甚至具体的框架和线索,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变得清晰、尖锐和深入,可谓以管窥天,见之则明;以锥插地,入之则深。合理的、恰当的预设与限制,使考生将自己的眼光与思想聚焦于特定的内容,或能写出新的广度与深度。

  预设与限定也是考试本身的需要。既然是考试,那就该遵循考试的游戏规则。没有限定,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这与自由写作何异?这就像打球比赛,只有当我们打同样的球时,评判才是有意义的。倘若你打的是篮球,我打的是乒乓,看起来我们打的都是球,但如何才能甄别出打球的水平高低?像江苏卷与天津卷,就存在这个问题。像天津卷,写的都是“器”,但因角度自选,考生完全可以各取所需,那么,具体的内容可能相差万里: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器”叫器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

  看起来题目仅罗列了器物、器具、器量、重器四个概念,但后面还有一个省略号,这里省去了多少个“器”?搜罗一下“器”的义项,可谓包罗万象,从有形的器物到无形的精神,从普通的玩意儿到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与项目……这样的作文看起来有命题,实际上与自由作文也差不多。

  不开放,一写就死,这样的命题终于被我们抛弃了;但由此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味地追求开放,似乎不开放就会禁锢学生的思想与个性,这样的想法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脱离实际的开放又有什么意义?毕竟是一场考试,毕竟是一场限定性的写作。

  写作是一项综合能力,涉及因素很广,测评的维度也很多。从考生的卷面、书写到他的情感、态度、价值,都要一一检测,一个也不放过,看起来很周全,实际上测评的目标与功能反而模糊了。什么都想测,什么也测不出。写作能力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字迹好坏与写作能力是什么关系?道德情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写作能力?不校准测评的维度,测评就会失去信度。

  长期以来,作文测评负载了许多自身负载不了的使命,比如我们曾长时间专注于政治、道德与情怀的测评,但似乎忘了,政治与道德的意义在于信念和践行,而不在于完美的表白与高调的独白。高谈阔论不仅无益于道德改善,还给了考生以作伪的可能与空间,反而背离了道德的初衷。我常常想,如果曹操再世,他在考场上会公开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吗?估计他絮絮叨叨的,依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吧。想通过一篇文章来检测学生的政治与道德觉悟,检测他的感情是否健康,人格是否真诚,这是一件多么危险而荒唐的事情。

  近几年,高考写作越来越聚焦“思维”与“表达”的测评,这说明高考写作正在摆脱非教育、非语文、非作文、非考试等因素的干扰,开始真正扮演自己的角色。从2015年开始,全国卷力推任务驱动型写作,通过任务指令,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上海卷在思辨性说理的路子上继续探索,力求摆脱那种只有泛泛之论而无具体说理的弊端,在测评维度的探索上,呈现出积极的进展态势。

  相比之下, 2018年的部分命题在测评的方向与内容上,呈现出一种游移不定、左顾右盼的状态。

  希望探索的脚步不要停下来。

  泛泛议论无价值,具体说理见真功

  2018年8套试卷,除了个别的,都必须或者允许写议论文。在这一点上,上海卷比较明确,近几年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且稳中求变,不断优化命题,在思辨性写作的探索上,保持着一种沉稳的内敛与探索的锋芒。

  上海高考阅卷负责人周宏老师认为,思辨是议论文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思辨的议论文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真是切中肯綮。近几年,上海命题一直试图从根子上改变议论文写作的问题——热衷于宏大话题与抽象概念的泛泛之论,热衷于写作技术与修辞技术的训练,结果把作文搞成了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上海卷正在引导议论文写作回到它本来的功能:说理与思辨。没有说理与思辨,那就失去了议论文写作及其教学的意义。

  议论文是用来说理的,这是议论文的基本功能。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当然也有其他功能,比如可娱乐、可审美、可炫耀技艺、可表现个性与风雅,但基本功能,毫无疑问还是说理。而且,其他功能的实现也须依托于“说理”这个特性。

  说理是议论文的基本功能,思辨是功能实现的基本手段。问题在于,一旦进入教学,一旦涉及考试,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比如,某些意不在讲理而着力于炫耀所谓的文采、气势和技法的议论文,在考试中往往能得到阅卷者的原谅甚至欣赏。还有一种观点,准确地说是一种忧虑:强调说理,会不会影响文章的文采、气势与技法?他们的看法是,强调说理,必然要强调具体的分析与论证,文采与技法失去了用武之地,而文章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品位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这种膜拜空洞的文采与技法的“文人情结”,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无意识,盘踞在一些语文教师的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议论文写作教学上必须突破的一个观念瓶颈。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说一千,道一万,说理才是硬道理。有了“说理”这个根基,文采、气势和技法才是有意义的,它们给“说理”插上了翅膀,可谓锦上添花;缺少了“说理”这个根基,所谓的文采、气势与技法就成了华丽而无聊的装饰,甚至可能走向“说理”的反面,成为掩饰、包装和贩卖歪理邪说的手段。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不将功夫用在说理上,却挖空心思地编织所谓的富有文采与气势的语句,或者炫耀富丽繁华的技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来意义。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再来看议论文命题和上海卷的意义。什么样的议论文写作命题算是好的命题?引导学生开展具体的说理与思辨,让正确的废话、无用的套话、美丽的空话、高大上的假话都失去用武之地,这就是最基本的标准。上海卷在这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在我看来,这也是它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

  题目提到“需要”与“被需要”两个概念,但写作的要求则聚焦在“被需要”上。“被需要”的心态人皆有之,既然人人都有,那么抽象地谈论“被需要”,意义其实不大。仔细想想,“被需要”未必真的就能显示自己的价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算不算互相需要?我看有所谓的“下水”作文说,一旦“被需要”成为自己的“需要”,就成了一个高尚和纯粹的人。这个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被谁需要?被贪腐分子需要?被恶人需要?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需要成了自己的需要,那岂不是自甘堕落!

  “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一言以蔽之。自己需要的,未必是被人需要的;被人需要的,未必是自己需要的;自己需要别人也需要的,未必合乎社会的价值与道德需要;若仅仅关注我的“需要”,就成了自我中心;若仅仅关注“被需要”,就会失去了自我,这些都会带来认知的偏差、价值的错位和实践的落败。

  关键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被什么人需要(谁),被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在何种情况下被需要(环境),等等。如果不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泛泛而论地鼓吹“被需要”,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空洞的,也必然经不起推敲。题目要求考生谈谈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就是鼓励考生能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和理性思考,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态度。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一直伴随着这种“需要”与“被需要”的矛盾冲突,这就是个体的认知、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冲突促进个体的反思,带来认识的飞跃。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青少年才能认识自我和社会,促成自己的成长与发展。

  显然,上海卷关注的也是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个要求是隐性的,不像全国I卷和北京卷第一道作文题那样显眼而已。

  上海近三年的命题保持着明显的延续性,不妨回顾一下2016年的题目: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思考。

  如何评价“评价”这个现象呢?材料客观陈述了“评价”及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陈述中,也包含了一些价值评判与隐忧。比如,“进入大众视野”,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常见”是不是就是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显然,命题者已经预设了多元的价值思考空间。

  材料中也隐含了一些因果判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材料给出的一个大背景,暗含了命题者的判断:评价与被评价越来越常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包含了“不可阻挡、不可回避、只能面对”的意思,强调了事物出现的必然性。有的考生主张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以此避免别人的评价与干扰。这其实与题意是有些冲突的。

  “评价”是复杂的,如何评价“评价”这一现象,取决于对“评价”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界定,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网络时代,网络将“评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夸大和强化了,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论证支持,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要去分析谁在评价,评价的是谁,怎样作的评价,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的评价,以什么标准去评价,评价的底线与边界在哪里……任何因素的变动,都会给“评价”的性质带来影响。

  思路如图所示:

  2017年的“预测”,其命题的内在逻辑也是如此。这些命题都试图在材料中设置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引导考生摆脱那些泛泛之论,在具体说理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思辨性与批判性。这样的命题,靠记诵几篇范文,靠排比、比喻的技巧轰炸,靠名言名句的堆砌,是万万写不出有深度、有新意的好文章的。我想,这样的测评作用于教学,一定会引导一线教师更新议论文的写作理念,在说理与思辨的教学与研究上下功夫。事实上,近几年上海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也的确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泛泛议论无意义,具体说理见真功。上海卷对说理与思辨的探索是可贵的。当然,作文命题的方式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海卷的探索还有极大的空间。只要着意于引导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助长假大空的歪风邪气,这个探索就是值得期待的。

  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社会,这都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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