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9岁的徐孟南故意在高考中违规，求一个零分。

　　他在每张试卷用蓝色水笔填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以及自创的教育理念“三人行教育”——大意是从初中开始培养学生爱好，学习基础知识，高中根据爱好分科，再通过选拔进入大学学习。

　　之后，他平静等待结果，也幻想着媒体争相报道他的零分事迹，宣传“三人行教育”。他以为自己会火，“火”意味着更多话语权，以后就可以出书、开公司、挣钱孝顺父母，给之前看不起、看不懂自己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结果，成绩揭晓，徐孟南160分，他感到愤怒。为引起他认为的应有关注，他甚至还制造自杀假象。

　　“三人行教育”是他一直想要实施的理想，在接下来的9年里，理想蛰伏，徐孟南打工、结婚、生子。9年间生活无聊，记忆稀薄，倏忽而过。

　　2017年，他决定参加2018年高考，为读大学。10月23日报名当天，他浏览到2014年浙江上海高考试点方案，发现和自己曾提出的“三人行教育”极其相似。突然之间，理想惊醒。徐孟南找到媒体，不停诉说“我没有错，我9年前的教育理念是被认可的。”

　　2018年3月，正是春天，他会参加自主招生，如果顺利，他将学习新闻。

　　9年后他想要的，还是话语权，他认为掌握新闻传播技巧，就可以离话语权更近。他说自己圆滑了很多，但在旁人眼中，他依然“很理想主义”，没什么改变。

　　“做一件大事”

　　厌弃考试教育，高二暗自策划高考零分

　　待同屋的张可熟睡之后，徐孟南拿上印好的传单小心拉开木门。“吱呀”一声，徐孟南停顿一下，确认张可没被吵醒，关好门跑出院子。

　　2008年夏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的晚上，夜空静谧，徐孟南无暇顾及。他在学校——蒙城二中附近晃悠，并不时往电线杆和布告栏贴传单。传单上写着他对当下教育制度的批判，后面附了一个自己的博客链接，链接里有自己的教育理念。

　　夏夜并不寒冷，但19岁的徐孟南有些哆嗦，觉得自己在“犯罪”。他想第二天也许可以听到同学在讨论此事，班主任又要苦口婆心找他谈话，劝他停止“堕落”，回到高考的正轨。想到这儿，他就有点儿看不起班主任，“就知道分数”。

　　第二天，他忐忑地到班上。一切和往常一样，他松了口气，又倍感失落。“等到高考后吧，高考后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堕落’了。那时我就成名了，教育因我改变。”徐孟南心里暗暗想着。

　　这是19岁的徐孟南少有的敞开心扉的行动之一。无效。

　　从高二始，徐孟南频繁出入网吧、上课睡觉，班上同学都以为他迷上游戏，“堕落”了。班主任也把徐父叫了过去，觉得他高考没戏，想让徐孟南退学。

　　2007年，正是“博客时代”的鼎盛时期，以韩寒为代表的领军人物在博客发表文章，动辄上万评论，有着上千万拥趸。也是在那时，徐孟南初次感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高一连复制粘贴都不知道的他，高二就已经在琢磨组建网站了。

　　当时，徐孟南对现行教育体制感到厌弃，没人知道。他去网吧包夜，也只是为了读关于教育和改革的文章。他每天都观察班上每位同学，谁成绩好成绩不好，为什么不好，他都在心里印证自己教育理念的合理性。他写博客，构思教育理念；写日记，每个生活小事都能和教育扯上关系。

　　就连他的舍友、同乡、初中同学张可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张可只知道，徐孟南有时晚上不回来睡。由于不同班，他还以为徐孟南成绩很好。

　　“高中时他整天给我的感觉是很疲惫，像睡不醒。在我看，他那个时候很容易想不开。”想了一会儿，张可举例说，“那时候他很消瘦，很爱熬夜。有时我看到他小便颜色很深，担心他，可他不在意……还有一次看到他吃鸡蛋壳，他说‘补钙’。”

　　徐孟南省钱，每顿饭1块5。高考前他有些兴奋，还想请关系好的同学吃饭。他还告诉张可自己对教育体制的不满，说他要做“一件大事”……

　　9年后，徐孟南想起这些，“那时很孤独，有点儿可怜。”

　　“给自己造势”

　　复制零分失算，高考后伪造自杀假象

　　徐孟南说：“我深知自己资质平庸，但从小就隐约感觉自己以后能做大事。”

　　小学读书，他跟在父亲后面去田里浇水也要带着书，坐在抽水泵边看。堂哥徐月飞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初中，“学习特别刻苦，随便问他他都会。我们一个宿舍，他开灯学到很晚。”

　　高一时，成绩很好的徐孟南，看到了韩寒作品《通稿2003》，“我立刻发现我被骗了，我就是模式化出来的人，是考试机器，没有个性和爱好可言”。他最厌弃考试，“太难，学了以后也没啥用。”

　　此后，他开始参考各种教育改革制度，最终自己写了一份。为了宣传教育理念，他还加了各种高中QQ群，但每次发都会被踢；他给韩寒留言，也杳无音讯。

　　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产生丝毫涟漪，哪怕传单都贴到校门口。性格内向的他，在现实中却又难以启齿。

　　情急中他注意到蒋多多的新闻，一个在高考考试中批判教育制度而拿到零分的“年度新闻人物”。他眼前一亮，开始在日记里盛赞此人。

　　于是，他决心复制一个零分。

　　从高二始，他就准备在高考考场上默写一些东西。期间曾想到父母，他反复犹豫，怕辜负父母，却又放不下0分“大事”。随着高考临近，他慢慢平静，不再摇摆。“去做吧，等我有了成果，父母会理解我的”，他告诉自己。

　　2008年，高考，徐孟南违规写下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并痛批当下教育制度，还简单写了自创的教育理念：大意是从初中开始培养学生爱好，学习基础知识，高中根据爱好分科，再通过选拔进入大学学习。

　　按徐孟南所想——他一定会得零分，然后拿着分数找媒体爆料，像蒋多多一样出名。出名之后便有话语权，教育理念就有可能实施。之后经历可以写成书，有钱后开公司挣钱，让父母过好日子……

　　但事实上，他拿到160分。这个尴尬的分数让他愤怒，他的“不学无术”也无法给自己造势。于是，他开始伪造自杀假象，“如果因为高考自杀应该会有所轰动”。

　　在县城宿舍处，他留下绝笔信，故意没关灯就出门，以引起邻居注意。在县城的河边他留下常穿的衣物，随后便带着高考前攒下的“自杀基金”30多元躲了起来。期间，他去网吧，听出是同学声音，便用书蒙头怕被认出。

　　同样，这场精心计划仍旧徒劳无功。当他悄悄潜回住处，发现绝笔信没被动过。一冲动，他跑去临县，在网吧上网，1小时花了3块，他心疼。其余时间他则躺在废弃大楼，裹着条幅、闻着养鸭场的气味、拍着蚊子过夜。

　　3天过去，没有报道。他身上也没剩什么钱，灰溜溜徒步16公里回到学校。他打电话给父亲，电话那头松了口气：“不用找了，他自己回来了。”

　　除了家人，没人注意他。

　　班主任后来告诉他，县城差点要被徐父翻遍，他有些感动也有些不满：为什么不报警扩大影响？回家之后他继续打电话向媒体爆料，由于紧张害羞，声音打颤。

　　徐父认为他高考违规是“犯罪”，一直盯着他不让他和外界沟通，也拒绝了他要复读的打算。一次在和记者通话之后，徐孟南看到父亲坐在角落抽闷烟。

　　自此，他和父母去了上海，开始打工，直到现在。

　　“再报名高考”

　　9年打工否认后悔，仍想推广自己教育理念

　　9年间，徐孟南经常梦到自己重回课堂。醒来后，依然厌恶考试。

　　他什么都做过，都没什么技术含量。比如现在，他在慈溪市一个镇上一家汽车零件厂，每天坐在那儿摆好零件，让自动机器往上面印图，他检查图是否清晰，再摆下一个。从早到晚，每天重复4000多次，没有周末。

　　刚出来时，他在一家小工厂，每月800多元，低于上海工资最低水平。他跑去劳动局告状，老板给了他两个月工资，临走时他告诉老板高考零分的事，老板留下忠告：“怪不得你会这样，以后别这样了。”

　　因为惺惺相惜，他拿着工资去合肥资助了另一个“高考零分生”。路上被人骗，骗子看他单纯，回塞给他200元。

　　2011年家里人让他结婚，他同意了。在此之前他在卫浴厂工作，喜欢上一个姑娘。姑娘总是在他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朝他微笑。徐孟南为她写了1厘米厚的日记，当着众人送给了她。在一次醉酒后跑到姑娘宿舍楼下表白，失败后就坐地上哭。

　　回想这件事，徐孟南笑称：“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能说，现在的话应该可以追到吧。高考考零分，真没有后悔。跟另外的事相比，不值一提。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重头再来。”

　　2012年，徐孟南自制了条幅，去南京一所中学门口举了几天。他想借此行为告诫高中生不要试图用高考违规反对现有教育制度，没用，赔上前途不值得。

　　徐孟南在学校附近举幅劝诫。徐孟南在学校附近举幅劝诫。

　　徐孟南不否认做这件事也是为了“火”。很多高中生私下找他聊天，他也这样劝。

　　后来，他不再写日记，而是在各大平台写娱乐文章，东拼西凑一篇也能有十几万流量，好的时候一月能赚1万左右。

　　张可说他近几年“没那么想不开了，好事”。徐孟南自我评价“圆滑”了。“话变多了，忙于生计。”

　　“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关心教育了”，徐孟南说，“不然2014年上海浙江的教育试点方案，我怎么2017年才看到呢？”回想以前，徐孟南最后说了一句：“想想以前，自己好折腾。”

　　2015年，厌倦流水线的徐孟南打算重新高考。2016年他找到毕业证，但已过了报名时间。2017年他向厂里请了三天假回家报名。排队期间，他拿出手机，翻看到2014年上海浙江试点方案，他很激动。

　　假期第三天他回到住处，更新了博客，画了表格对比自己高中提出的“三人行教育”和试点方案，最后在QQ找到之前有联系的媒体记者。

　　“还是有些委屈吧，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这次的报道，徐孟南依然不满意，“他们都说什么‘0分考生幡然悔悟’，我没那么后悔！我只是想让大家关注我的教育理念。”

　　“理想主义”

　　欲读新闻学习写作，让大家认同自己

　　直到现在，徐孟南的亲友都替他惋惜，他的父亲总说“如果好好上学，不用现在这么累”。他自觉没有那么艰苦、惨淡，但在张可和同学鹿静，包括他的姐姐徐月悦看来，徐孟南本可以过得更好。

　　当徐月悦得知弟弟要重新高考时，不禁问了一句：“真的假的？”

　　9年后的徐孟南依然不喜欢考试。9年前高考是他宣传自己的工具，9年后高考还是工具，“能让我上大学”。

　　就像9年前他选择沉默，让同学以为他“堕落”，9年后他也没有告诉其他工友，他们都是通过新闻才知道坐在旁边每天戴着耳机的人要高考了。

　　大家都知道徐孟南不一样。用工友董德雨的话说，“三观不同”，但具体来说，就是金钱牵扯出来的一系列不同。

　　“我们工友住的都是300块一月的平房，上厕所都要骑车。他住600块的单间，独立卫生间。我们都吃10块钱的路边摊，他吃快餐，一顿20多。”董德雨说打工就是来赚钱的，能省就省，徐孟南对买房买车没有欲望，“他每天揣着两片儿纸在那儿看，回去看书到11、12点，很多人都私下说‘也太会装了’。”

　　“他有时候抠门，矿泉水也不请我们喝。但我有次找他借1万块钱，他问也没问就说可以。出门在外打工，大家都提防这呢，他倒还好。”董德雨说。

　　徐孟南平时也没什么爱好，每天两点一线。董德雨觉得，徐孟南再次高考是在“弥补过错”。谈及徐孟南改变教育制度的理想，他明显不屑一顾：“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很多次了，他太理想主义了。”

　　最近，徐孟南只复习书本，自认考个大专没有问题。他已经决定考新闻专业，以掌握传播技巧，学习新闻写作。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他想，以后学成或许可以多写更好看的文章，让大家认同自己。

　　而在9年前，徐孟南在网吧对着屏幕，听着旁边玩游戏的啪啪键盘声，揉着眼睛敲下文字时，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