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皱巴巴的纸条在之后一直留在我的钱包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到车站附近。因为对方没有说定具体地点，我们只能开车围着车站兜圈。正在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我们，在一个红灯路口，我们停下车。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遥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一车三个人瞠目结舌。红灯停车不过几十秒。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对方了如指掌。

　　第一次采访在如此曲折中结束。我们推测对方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料想到采访肯定多少会曝露出当地妇女拐卖问题严重的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1、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他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2、拐卖多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3、郜老师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

　　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料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1、地方上肯定会对下岸村严加盯防;2、郜老师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时能帮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待机再次采访，让节目顺利播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想到的对郜老师最好的保护是公众的目光。

　　若干月以后，我们再次来到下岸村。在我们采访失败后，村口每天都有人来“上班”。于是我们选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方法。前一天等天黑以后，悄悄进村。在郜老师家住了一夜。就着火炕，跟郜老师聊了很多这期间的曲折。第二天一早，郜老师为我们炒了一大盆蛋炒饭，放了四个鸡蛋。我们赶在大亮之前完成了纪实拍摄。在村口“上班”的人到岗之前就已经离开。

　　几周后，郜老师顺利地来到北京，我们完成在全部的采访工作。节目顺利播出。海内外反响强烈，那是一个还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的电话被打爆。要求捐款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绝。我们也拿到并公布了郜老师她的帐号，她也几番推托。

　　后来，下岸村发生了几件事：

　　1、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多次找郜老师，要帮她成立一个基金，妥善保管和处理捐款问题。

　　2、郜老师被评为感动人物。

　　3、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又来了一次北京，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

　　4、郜老师故事改编成了电影，叫《走出大山的女人》。

　　郜生过两个孩子，两次自杀，并没有死，她被赶来的村民救了起来。一年后买家同意由郜艳敏的丈夫赔她回一趟老家。突然见到失踪的女儿，父母和郜艳敏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够留下，但在同样贫穷封闭的家乡，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也许比作为一个被拐女终老他乡更加灰暗。因此无奈的父母能劝她的只有两个字认命。

　　当时后续一幕幕，让我们觉得此事就是时代黑色幽默最好的注脚。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但对于个体来说，除此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而对宏大社会问题的探讨却会被暴力阻挠。要知道，在郜艳敏之前，是无数被拐妇女的个人与家庭悲剧。

　　未曾想到的是，事隔八年以后，郜老师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刚才在微博上看到的时候几乎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能够理解受害人父母的麻木，我也能够体会受害人的无奈，甚至我能试着原谅受害人丈夫的暴虐。

　　但是，官媒呢?当地政府呢?